痛苦的历史 永远在控诉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在6个多星期的时间里，30万以上的无辜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惨遭杀戮，南京城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约有1/3的建筑物被烧毁，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与此同时，在南京的众多中外人士，以其特殊的身份，奋力救助处于危难之中的南京人民。他们还有一个重大的任务，纷纷以日记、书信、摄影等多种形式将日军的暴行记录下来。日军的野蛮与凶残将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每次来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时，天都阴沉着，总是觉得这个馆里的每件证物都在控诉着那段凝固的痛苦历史。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受理中方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之时，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南京大屠杀申遗发起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屠城骇人听闻，铁证不容争辩

　　朱成山首先向本报记者表示，“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早有定论。‘早有’指的是早在战后1946年至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就作出过历史的明确判定。而‘定论’是指日军当年在南京屠杀30万以上平民百姓和被俘中国军人。这一史实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同盟国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了法的定论。”

　　据其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间接出自东京法庭。该法庭判决书判定：“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

　　对于这个历史判定，朱成山解释：“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究竟是多少？据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太田寿男供认，日军抛江焚毁的尸体为15万具，加上东京法庭确认的20万以上的平民和俘虏被屠杀的数字，不难看出东京法庭判决被日军屠杀的人数应为30万人以上。

　　此外，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记录上，有30多万明确的判定。该法庭判决书确认：“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具。被害总人数达30万人以上。”

　　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还包括大规模的奸淫、掠夺、纵火等罪行。种种暴行之残酷，让当时在南京的外国人大为震惊。

　　留在南京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雇员约翰·拉贝，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10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起就给日驻南京大使馆写信，指出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不胜枚举”，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约翰·拉贝说：“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日本兵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

　　美国女教授魏特琳留守南京期间，每天与日军作不懈的斗争，收容和保护了1万名以上的妇孺难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后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在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一年后，她仍难于从梦魇中解脱出来，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女子张纯如，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写作过程中，由于接触到的全都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经常“气得发抖、失眠恶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埋下了忧郁症的根苗。2004年正值她36岁盛年之时，在旧金山自杀身亡。

　　“这里理应成为世界遗产”

　　南京大屠杀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案、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并称为二战史上“三大惨案”，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在原子弹爆炸处建造的和平公园已先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长考尔先生在参观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后曾感叹：“这里理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南京大屠杀遗产申报发起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申报工作最早开始于2009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纪念馆3家单位承担，挑选了一批原始档案文献进行申报。2011年，该批档案被列入中国第三批档案文献遗产目录。

　　今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名表。在原先3家单位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进行联合申报。档案名录也由过去的5组扩充为11组。

　　据朱成山介绍，此次申报的档案材料是最典型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包括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强奸妇女的照片、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美国人贝德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证词、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表、南京军事法庭调查罪证、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外国人日记——《占领南京——目击人记述》。

　　朱成山表示，这批档案形成于1937年至1948年间，历史线索清晰、记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从不同角度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的大肆杀戮、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的大量罪行，对于研究中国抗战史、日军暴行史，有力回应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铭记伤痛才能超越历史

　　佛光山创始人星云大师是南京大屠杀的亲身经历者。他的老家在扬州江都，南京大屠杀时，听说父亲在南京遇难，母亲带着他赶到南京寻找父亲。当时南京城里到处是尸体，堆积如山。母亲和他把沿街的尸体翻了遍，也没找到父亲。因此星云到南京栖霞寺做了出家人。南京大屠杀的惨景让他刻骨铭心。后来，星云专门邀请旅美画家李自健以他经历的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画了幅《屠·生·佛》的油画，引起世界轰动。有人欲以400万美元收购。最后，星云将此画无偿捐献给了纪念馆。

　　让朱成山馆长更为难忘的是一个与他交往了13年的东史郎先生。

　　东史郎先生原为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1937年应召参加了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战后东史郎先生对自己的罪行充满悔恨，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他勇敢地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1987年，他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其中揭露了他当时的上司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杀人的暴行。1987年12月13日，东史郎战后第一次来到纪念馆，长跪于纪念碑前不起，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到2006年去世前，东史郎共7次到南京谢罪。纪念馆特地为东史郎专门设置了展台，介绍他的谢罪经历。

　　一位叫松冈环的日本小学女教师，20多年来，利用假日坚持自费搜集整理侵害者和被侵害者的证言。她先后60多次来到南京，开展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取证工作，努力让日本社会了解真实的日军侵华历史。她出版的《南京战·寻找被封存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和《南京战·受害者破碎的心声》等书，在日本成为畅销书。为此，朱馆长授予她“南京大屠杀史调查研究特别贡献奖”，还专门制作了她采访日本老兵的仿真雕塑，在馆内展出。

　　朱成山坚守馆长岗位20多年，许多人说他是“30万遇难同胞的‘守灵人’”，为铭记历史、启示后人作了贡献，尽了责任。他3次大规模普查和寻访幸存者，抢救性发掘遇难者名录和遗像，发掘考证“万人坑”遗骸，在世界范围内征集史料文物，到国内外5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和证言集会，多次走进大学讲坛讲述历史。作为一名对日斗争的战士，朱成山多次与日本右翼面对面激烈辩论，鏖战无数个夜晚，奋笔疾书写下《是历史无知还是包藏祸心？——驳日本百田尚树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无耻谰言》等数百篇文章，回击和批驳日本否定历史的言行。

　　朱成山带领纪念馆还创下了许多“第一次”：把幸存者带到日本作证，创办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究机构，把展览办到日本、丹麦、美国、意大利、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首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在全国率先提出并连续坚持20年举办的“遇难者悼念仪式”，经全国人大立法成为每年都要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在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部普通的老式16毫米家用摄影机，已默默地历经了数十个春夏秋冬，记录着让每个中国人永远无法忘怀的那年、那日、那些痛苦瞬间。

　　这个纪念馆里的每一件证言证物，永远都在向世人控诉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犯下的罪恶。

　　申遗，会让世界更多的人记住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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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始末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工作最早始于2009年。

　　今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

　　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国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珍贵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6月11日，日本要求中方撤回申请。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我们不接受日方的无理交涉，也不会撤回有关申报。

　　6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已收到中国将日本强征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

　　（潘旭涛）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