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呼唤来者

　　3月16日，曾翻译过托玛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等世界经典名著的翻译家傅惟慈在北京逝世了。近年来，余一中、蓝仁哲、王永年、钱春绮……一大批翻译大家正逐渐消失在文学的译林之中。这些翻译大师的经典作品，经历了两种文化奇妙碰撞与发酵，让更多的人沐浴异域文化的永恒芬芳，这是最接地气的时代精神。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随着老一辈文学翻译大师们的离去，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也渐渐跌入了青黄不接的困境。文学翻译何以为继？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翻译史可谓源远流长，已有两千多年历史。随着近代以来国力渐衰，文学翻译转变成为担负国民思想启蒙的重要文化象征。“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巴金、瞿秋白等一大批作家、革命家，几乎都是一面熟读西书，一面操笔翻译。借异域之文学，再铸国人精神之魂，是当时的文学翻译主将们苦苦追求的目标。

　　然而，随着翻译需求与供应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变形，文学翻译也逐渐走下神坛，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余人”。无论是译者队伍、译者心境，还是出版社、读者，各方都在时代变革中与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文学翻译传统默默地划清界限。无论是19世纪末林纾、严复的风光无限，还是20世纪末季羡林和傅惟慈的寂寞坚守，在当今译界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混乱状态下，两者都显得颇为另类。

　　这其中，译者的选材、态度问题颇大。新文化运动中语言革新、思想革新的翻译标准，如今让位于“市场标准”，一些译者甚至没有标准，只要报酬和交稿期限合适，什么作品都敢译。出版市场也显得急功近利。一些出版社在网络电子文本和网络书店的挤压下拼命压成本、缩周期，一旦瞄准选题或买下版权，便快速译出进入市场，抢译、赶译现象丛生。

　　读者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也变得更为“务实”。消费市场里职场谋略、托福雅思等图书大行其道，部分愿意阅读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则对译本质量要求不高。此外，翻译的地位较低。即使是像屠岸、草婴、张谷若这样的大翻译家，许多读者都知之甚少。即便像王永年这样的老一辈翻译家，花了近两年时间翻译的《博尔赫斯全集》，稿费也不到2万元。

　　刘小枫教授在纪念翻译家罗念生时曾言，翻译可以让我们接触文明中最为高古的伟大心灵。我们如果不是向高贵的心灵看齐，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齐。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提升全社会对翻译文学的信心以及对精神精致的追求。

　　首要问题是提高译本的文学性。一篇在语法、词汇、句式等形式层面无懈可击的译文，为何让人难以感受到原著的表现力、感动或审美愉悦？这是因为其忽略了作为文学译作生命的文学性。杨绛在翻译《小癞子》时，对译名反复斟酌，终于将原本冗长的《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化成形象好记的“小癞子”，不仅兼顾了其满头生疮的外形，更有中世纪神学人物的历史典故，堪称文学翻译中的范例之一。

　　再者译者要有坐“冷板凳”的定力。当前译界，仍有把翻译当作个人文学长征的美谈。草婴在翻译《战争与和平》时，广泛涉猎俄国社会风俗典籍，并给书中559个人物都做了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这部4卷本作品他整整译了6年。我们的译者应像草婴先生这样，定下心来积淀一些学养，读者也许就能离那个作家的世界更近一些。

　　从国家战略的层面来说，文学是一个国家展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然而当前的文学翻译已成为中国文学出版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突破这一瓶颈的关键之策是将解决文学翻译的现实问题上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从改革高校评估办法，推动出版社翻译分工、评价体系、准入制度建设，开展翻译批评，建立更好的奖励机制，系统培养翻译人才等方面入手，让年轻一代乃至整个社会都来关心、重视文学翻译。只有我们的译者、出版社等具备了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在“引进来”过程中减少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在“走出去”道路上灵动鲜活地再现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