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革命”的核心是能力建设

　　简政放权现在是个热门话题。去年至今，国务院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权力，今年两会后又迅速将国务院60个部门1235项“权力清单”公开，力度不可谓不大，被称为一场“政府自我割肉式的透明革命”。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在肯定简政放权成效的同时，也指出在一年来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协调和衔接上的新问题，如：随着多项行政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地方如何承接一个个象征权力的“印把子”？在办事过程中碰到新的“中梗阻”、“肠梗阻”怎么办，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还有专家表示，简政放权之后，做惯了审批业务的人该怎么学会数据分析和事后管理等问题。

　　简政放权说到底是转变观念、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过程，是关系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革命。作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内容，其本身所需要的，就是政府不断规范治理过程、培育新型现代的国家治理能力。

　　从推进改革的决心来看，简政放权就是要动权力部门的“奶酪”。既得利益者总是想将利益攥在手里，哪怕多一天也是好的。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利益格局的触动会越来越强烈，阻力同样也会成倍增长。政府怎样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把乱伸、错伸的手主动收回来，破除与利益的关系，不搞审批事项的明减暗增，这些都是对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兑现所有改革承诺的实际考验。

　　从具体的执行层面来看，简政放权关系到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当我们的政府不再需要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不再需要对微观主体进行“无微不至”的渗透和控制，当审批环节从源头上被精简之后，政府该以一种怎样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履行对市场和社会的正当干预？个体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公益之间该如何兼顾？都说政府要更多地发挥“掌舵”而不是“划桨”作用，那么，这个舵该怎么掌？如何提升监管的效果，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究竟应该保持何种良性关系？服务型政府究竟应该怎么建？凡此种种，都是简政放权之后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然呈现，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也在推进简政放权之路上砥砺前行。要保证改革的成果锁得住、不反弹，就需要不断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科学厘清行政审批、提供公共服务和监管方面的职责，分解到位，立法确认，使各级政府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真正做好该做的，放开不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