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民间的抗日记忆

　　3月上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首都互联网协会旗下多家网站合作，共同发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邀请网民成为其共同筹备者，在互动平台上展示与抗日战争有关的历史文物、照片、史料等，将民间的抗日记忆汇聚到一起。

　　这一动议得到网民的热烈响应，目前，诸如晋察冀报社曾使用的印刷机、苏联红军独立旅中国战士嘉奖证、“八百壮士”忠贞奖章等一系列散落民间的抗战遗物，都被民众自发上传至网站。

　　在历史研究中，来自民间的史料一直都不可或缺。而在抗日战争胜利近7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的抗日记忆中，民间记忆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❶遗物里的抗日记忆

　　“那把刀岁数比我还大。”

　　说话的是家住河北省涉县的居民赵高文，今年已年过六旬。在他老家房子的木柜上，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刺刀。虽然记忆已随年事衰退，但说起刀的来历，老人依旧思路清晰。

　　“1969年，我还在村里当民兵连长。那时候村里有十几条枪，都配着刺刀。村里的老人说，这些东西都是抗战时留下来的。大概上世纪80年代以后，那些枪都上交了。我看刺刀都锈得不行了，就留了下来。”赵高文说。

　　在赵高文的老家，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或是移居城镇，本就土地贫瘠的村落，现在更显凋敝。在只有老人与孩子留守的村落里，村口那块抗战烈士纪念碑，也就更加无人问津了。

　　“那座碑就在村口的庙前面，当年还有一座烈士亭。听我爹说，当时日本兵从村口经过，那位姓赵的民兵想在村东边的东坡岭上伏击他们，放了一枪没有打中，结果被抄到山后面高处的鬼子打死了。我爹娘和村里人一起逃到南山的荒地里，才躲过了日本兵。”赵高文告诉本报记者。

　　涉县是座山城。抗战期间，这里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的所在地。

　　“涉县挨着山西，不过土地太差，地方太穷，后来被共产党发展成了根据地。”涉县文教局的张森林告诉记者。他是县里的文化名人，业余爱好创作抗战电视剧本。

　　“抗日遗物？当年老百姓家里很多。本来共产党就穷，日本人留下的背包、水壶、子弹壳、刺刀……那都是要收集起来重复利用的。我家当年也有民兵大刀队的砍刀。不过，时代变了，现在也没多少人愿意在家留这些了，没用。”当记者问起涉县民间的抗日遗物时，张森林这样说。

　　他告诉本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县政府曾经集中收过一次抗日遗物，2004年县里建129师纪念馆时，又收集了一次。“稍微有点迟吧，挺可惜的。”他说。

　　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血痕已在时间中淡漠。对于赵高文的“90后”甚至“00后”孙辈来说，刺刀代表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课本上的书写，村里的烈士碑更是印象模糊——他们都很少回村子去了。

　　❷社会力量承载记忆

　　仅以个体的力量，显然无法完全承担民间抗日记忆的保留与传承重任。许多人开始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建立公益组织或是博物馆的形式，既保护那个时代的文物，也帮助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正如崔永元纪录片“我的抗战”首席记者郭晓明写的那样，“多少生动的故事，都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永远地消散了。”除了实物纪念抗战外，许多曾经历抗战的老人，如今被人们当作那个岁月的见证，民间的力量在自发地关注着他们。

　　曾经的调查记者孙春龙，在深圳成立“龙越慈善基金会”，基金会致力于“老兵关怀计划”、“老兵回家”、“遗骸回家”和“历史回家”四方面的工作。在孙春龙的微博里，详细地记录了志愿者们领取着微薄的工资，无怨无悔地为完成老兵的心愿而做的努力。

　　“以前对这些鲜活的个体的历史记录很少，但这些士兵各种各样不同的经历，使得抗日这个大的历史更为丰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孙春龙认为，以往对于历史的记录过分集中于高官和将军身上。多位受访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孙春龙将正在进行的老兵口述历史称做“抢救性的工作”。他不无担忧地表示，这些老兵现在年龄都很大了，甚至有不少已离开人世，所以需要尽快记录。但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孙春龙和他的团队，目前只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老兵生活的照顾。他告诉记者，在过去三四年里，他们已经帮助了两三千名老兵，靠的全是社会捐助。

　　如今，在救助抗战老兵的爱心名单上，已经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志愿者和团队名单。其中既有孙春龙、孙冕、杨锦麟、崔永元等媒体人，也有一些专业的公益人士。

　　民间的记忆是碎片化的，其中不少正在流逝。因为不忍看到这段历史的痕迹被抹去，南京人吴先斌和四川人樊建川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建博物馆，来永久地存放抗日记忆。

　　吴先斌以“一无内兵、二无外援”来形容他创办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作为一座与抗日战争息息相关的城市，南京虽然有大屠杀纪念馆，但在他看来，这座城市需要一个视野更开阔的民间博物馆，既能捍卫历史，也可为民间人士搭建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于是从2006年起，他出资建了这个博物馆，并一直以个人的财力支撑。

　　如今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每年接待1万多人免费参观，也承担了许多交流与讨论，正在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平台。“国际上都把博物馆作为一个思考的地方，我希望能够为人们保存记忆、深入思考提供一个场所。”吴先斌表示。

　　❸纪念方式与时俱进

　　令许多致力于保存民间抗日记忆的人士稍感欣慰的是，近些年参与者越来越多了，一方面是政府开始支持这样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急需填补的空白。而抗日民间记忆保护工作本身，也在与时俱进。

　　同样致力于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四川人樊建川，希望在201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70周年时，建成“侵华日军罪行馆”，于是决定采用时兴的众筹模式，预售一部分纪念门票，用于陈列布展和补充文物。

　　孙春龙采用时下的“微公益”方式，为关爱老兵募集资金。在淘宝的“关爱老兵公益店”里，分门别类地列出了可以捐赠的项目，如“特别关注生活自理困难老兵”，“圆梦行动：老兵回家”，“10元关怀，百分致敬”等，还推出了分省捐赠的方式。

　　孙春龙希望能加大对于“历史回家”项目，也就是个人口述史记录的投入，这需要他的团队募集更多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他得找到对那段历史既热心又专业的人，客观地记录历史。

　　在新浪微博上，一个叫“抗战直播”的账号，每天不遗余力地更新着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抗战故事，从老报纸到老照片，这些尘封的历史，每天都向近27万粉丝推送。

　　这个账号的自我介绍，代表了不少民间人士的心声：“我们直播抗战，并非为了鼓动仇恨等负面的情绪，而是想适度唤起记忆。当我们时刻牢记祖辈们蒙受的苦难、恐惧和耻辱时，当我们体味祖辈们是如何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抛弃前嫌，实现民族和解时，当我们目睹着祖辈们是如何从容慷慨地走向死亡，以身体为这个国家献祭之时，相信我们对于现实将有更加成熟和理性的思考。”

　　在吴先斌看来，参与者需要各自以擅长的方式，推动抗日记忆保护。“国内做得比较好的有至少二三十位，有的如我一样爱好文物收藏，有的致力于用社会调查还原那段历史。南京这边还有年轻人，每周三以读书会的形式，探讨那段历史”。

　　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吴先斌觉得，他们对于历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民间人士做博物馆更为灵活。下一步民间博物馆肯定会大量兴建，政府只需要在政策上减少一些门槛，民间人士就会自发推动这项事业。他认为，以后会出现一些社区博物馆，人们在自家周围就能感受到历史。

　　“国家的记忆是宏大的、震慑人心的，而民间的记忆是鲜活的。”吴先斌如是表示。

　　❹政民互动传承纪念

　　近年来，对抗日战争的纪念，正逐渐呈现民间与政府互动的局面。

　　3月14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抗战时期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闻通气会。国家文物局表示，将大力加强对各地抗战遗址研究、保护、利用工作，到今年9月前，具备条件的抗日战争历史遗迹将全部对公众开放。

　　“今年重点支持抗战类纪念馆、博物馆基础设施改善，整合抗战文物资源，精心策划推出陈列展览、主题纪念活动等，着力提升陈列展示水平，鼓励有关博物馆、纪念馆与国外相关机构建立长期联系和交流机制，形成抗日反法西斯宣传内外联动、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段勇说。

　　今年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就是“纪念性遗产”。2015年，又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因此，无论是国家文物局的表态，还是政民互动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都是在为这一时间节点上的纪念做准备。

　　10年前，用15年时间独立写成《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的周艾民说：“我们应该纪念什么？大道理不用再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但要铭记历史，更要记录历史，还原历史，并从那场战争中反思我们的国家，反思我们的民族。”

　　而在樊建川看来，这种反思首先就要落在“纪念”上。我希望中国人多少了解一点抗战的历史，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能够给予特别关注，因为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太伟大。”他说。

　　去年9月，张森林编剧的《刘邓和他们的战友》正式开拍。“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希望通过抗战电视剧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人关注这段历史。都说现在抗战雷剧太多，所以我希望能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只有真实才能让人铭记。”他对记者说。

　　对赵高文老人来说，那些或许会被时代抛弃的“遗物”，代表的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日本人来的时候，他妹夫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妹夫的爷爷愤而自缢。他的母亲，一位小脚妇女，也曾给他讲过抗战时全村妇女动员起来给前线战士做布鞋、抢救伤病员的故事。

　　“我岁数大啦，希望给你讲的这些故事能让更多年轻人看见，让他们记得祖辈的经历。”赵高文老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