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助推深派文化崛起

　　20多年前，深圳刮起一股打工文学的强劲旋风，并迅速席卷全国。当时深圳打工妹安子创作的长篇系列报告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因张扬“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在打工阶层引发轰动。20多年来，深圳打工文学异军突起，一大批优秀作品频现《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诗刊》等期刊，屡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全国“鲲鹏文学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

　　深圳居珠三角显要区位，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人口的迁徙带来了文化的流动。正如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所言：“一个地区人的流动越频繁，规模越大，这个地区就越有活力。四面八方的移民为这座年轻的城市带来了丰富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因子，各种文化观念在这里交互激荡，各种文化理论在这里集成创新，多种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在这里落地生根，这里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绿洲’——因为它有着宽厚包容、互利共赢的文化生态。”在活跃而创新的流动文化生态里，打工文学顺势崛起。

　　打工者鲜活的生命体验

　　打工文学是以“打工者写，写打工者，打工者读”为特征的崭新文学样式。它多以宣泄工作的辛酸、抒发灵魂的苦闷、吐露情爱的压抑、排解乡愁的无计等为主题。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我们常常讲文学是时代的心灵史，很多人由乡村来到城市，产生错位之感，要寻找文化的归属感、文化的认同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丰富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这就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文学。这是打工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 

　　打工文学在深圳破土而生，20多年拔节生长，蜚声遐迩。它以硕果满枝的收获壮大了深圳的文学力量。

　　深圳诞生了唐成茂、曾楚桥、徐东等一大批优秀打工作家，成功闯入主流文学圈。

　　1990年，四川农民工唐成茂怀揣着“我要成为文人！我要成为城里人！我要成为能养活一家人的有钱的城市文人！”的倔强梦想，向亲友拼凑了300元路费，只身来到深圳打工。在深圳，他通过文艺创作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曾楚桥到深圳打工后，才开始与文学结缘。 “它给我巨大的精神寄托，让我有为弱者呼喊、为无力者助威的力量。”多年来，他坚持文学创作，成果丰硕。他说：“唯有写作能够让我停顿下来，证明我还存在于这微尘的大千世界之中。也唯有写作，能让我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

　　打工者心灵的润滑剂

　　打工文学是广大打工者心灵的润滑剂，它让打工者精神不再困顿，生活愉悦光彩。

　　杨永超平时热爱写作。2002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抒情散文，获得了80元稿费。他说：“投稿后，我本以为又是泥牛入海，没想到发表出来了，真有点受宠若惊”。兴冲冲的他一鼓作气，跑到书报亭用稿费买来某杂志，往上面投了一篇杂文，再次命中！再次拿到稿费，他宴请一帮文友下馆子大快朵颐。最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他因作品结缘，一年内竟收到500封交友信件。

　　他开始手写回信，最后只好改用打印件回信。随着人气的急剧上升，越来越多人求他代笔书信、润色文章，他也开始象征性地收起了代笔费和润笔费。回想起以往的应聘经历，他颇感骄傲：“就凭着这些发表的作品，在找工作时，面试官也是一路绿灯！”

　　助力“深派文化”崛起

　　打工文学虽冠以“打工”之名，但它的文学价值不应低估。1910、1930年代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也曾遭遇主流文化排挤，但却凭借通俗或先锋特色，逆势而上成为海派文化璀璨双子星。打工文学生命力旺盛，我们只有步入它的百花园，才不会因“傲慢与偏见”错过鲜艳绽放的文学奇葩。

　　深圳创办了100余份文学内刊，目前活跃于《南山文艺》、《罗湖文艺》、《合澜海》、《伶仃洋》、《新城市文学》等文学内刊的打工作家达2000余人；自2005年起，深圳连续举办了9届“外来青工文化节”和8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频邀全国著名作家一对一扶持打工作家；出台奖励性文件，对优秀作品最高奖励达20万元以上，并解决了一批打工作家的落户问题。

　　勃兴的打工文学促进了深圳“文学之城”的诞生。打工作者、校园作者、网络作者及经典名家等组成的“文学深军”，在深圳阳光进取的文学生态中，日益壮大，目前，深圳坚持长期创作者不下15000人，创作爱好者不下50000人，喜欢写作的人更是数百万计。打工作者还和校园作者、网络作者一道构成了中国最齐整的青少年作家群，他们在如火如荼的深圳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深圳社区文学大赛、深圳校园十佳文学少年评比中纷纷脱颖而出。2010年、2013年，深圳在“寻找中国100座文学之城”评选活动中蝉联第四，成为名正言顺的“文学之城”。

　　打工文学最终将助力“深派文化”崛起。“深派文化”是系统工程，但正如起初北京特色的乡土文学成就了京派文化，上海特色的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成就了海派文化，打工文学浓郁的本土特色也必将成为“深派文化”的金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