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深圳的理由很简单”（深圳名家）

　　在深圳学术界，胡经之大名鼎鼎。他是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创建人，也是深圳学派的代表人物。今年6月2日，胡经之迈过80岁的门槛，这一年距他从事学术研究正好60年，一个甲子。

　　赶上北大名师扎堆时代

　　胡经之195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时，正赶上“黄金时代”。当时清华、燕京和北大三校名师汇聚北大：冯友兰讲哲学，林庚和游国恩讲古代文学，王瑶讲现当代文学，杨周瀚讲外国文学，王力讲古代汉语，杨晦讲文学理论。他是杨晦的课代表，后来又随杨晦读副博士，并曾随朱光潜先生南下游学。

　　北大的办学方针是鼓励教授们“炒名牌菜”，除了规定的课程以外，选修课你什么拿手就讲什么。像杨晦讲中国文艺思想史，王瑶开鲁迅研究，何其芳吴组缃开的都是《红楼梦》研究，各抒己见，有点打擂台的架势。

　　后来，胡经之在北大开设文艺美学的新课，首次把文艺学和美学融在一起，开创新的门派，可以说是校风使然，也是老师们熏陶的结果。

　　当时跟杨晦上研究生时，胡经之去老师家，杨晦经常是冲30元钱一斤的碧螺春招待他们，当时一级教授一个月工资300元，老师竟然拿1/10的钱买好茶招待学生，后来胡经之也用同样的好茶招待他的学生。

　　为周扬担任临时助教

　　1958年，马寅初聘周扬为北大兼职教授，周扬在北大的讲座向中文、西语、俄语、东语四个系开放。正跟杨晦研究古典文学的胡经之被委派担任周扬的临时助教，负责上通下达。

　　当时美学被划为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美学的朱光潜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没有人敢讲美学。结果周扬第一讲的题目就是《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本来是禁区的美学，因为周扬的这一提倡，一下子得到解放。北大哲学系1960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美学教研室。胡经之当时只有25岁，正在寻找自己的学术方向，从此他从古典转向更多地关注当下。

　　胡经之被《文艺报》聘为特约评论员，与李希凡、李泽厚一起写了不少评论。1959年为全国读书运动辅导丛书写了评论《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小册子。

　　胡经之先生把这段经历称为“走向文坛半步”。接下来就跟着蔡仪去编《文学概论》，退守学术圈。

　　醉心学问不为官

　　上大学时，因为与陆定一的太太严慰冰是老乡，胡经之经常出入中南海。读副博士时担任周扬讲座的助手，“文革”时还为西哈努克亲王的一位王子那拉迪波当过老师。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大出版社刚成立，想调他去当总编辑，那时他刚评上副教授，一门心思要当教授，谢绝了，但忙还是照帮，他编辑的《文艺美学丛书》为北大出版社打了一张漂亮的出场牌，一下子在学术圈打响了。

　　深圳大学草创初期，胡经之与汤一介、乐黛云开办中文系。局面打开，深圳文化界不断动员他到市里当专职的文联主席，他坚决不走此路，深知自己只适合在校园里做学问。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胡经之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老师们已经老了，恢复高考后只招了一届研究生，第二届就转到他们这些弟子辈手里了。胡经之先生不愿讲文艺理论，他想另开一个方向，结合美学，讲文艺美学。老师杨晦同意了，从此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门派“文艺美学”。1981年胡经之只招2个研究生，结果有98人报考，最后又多申请了一个名额，收了3个弟子。

　　对弟子，他知人善用。来深大时，北大中文系主任严家炎挽留说：“你文艺美学新课刚开，研究生也招了，你走了怎么办？”胡经之举荐了还未毕业的弟子王岳川，说此人不仅学问好，音乐、书法样样皆通，堪当大任。果然王岳川被严家炎起用，顺利接任。

　　爱上深圳的学术创新

　　胡经之、汤一介和乐黛云当年来深圳，牵线人是国学大师钱穆的儿子钱逊。

　　当时清华大学要恢复文科专业，派钱逊组建，钱动员这三人未遂。结果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张维受梁湘之托创建深大，想请北大的人办中文系和外文系，钱逊再次推荐了他们，这次成行。

　　有人曾对胡经之表示惋惜：他的南下固然对深圳大学和深圳的发展有功，但留在北大，对中国美学界的发展则有更大助益。

　　胡经之说，深圳开创之初，机制灵活，来去自由。他半年在北大，半年在深圳。三年后他爱上深圳，决定留下。理由很简单，这里框框少，创新多，效率高，系主任在学科建设方面权力很大，可以自定系名，确定学科专业方向，系主任签字聘人学校照办。中文系结合深圳的特色设立国际文化系，还与东亚大学合办对外汉语班，均系新创，让他很有成就感。

　　1988年，他又创办了特区文化研究所。1993年，他和暨南大学副校长合作开辟了华南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先后培养了十多位博士生。

　　他说，美学研究跟科技不一样，不到50岁，人生经历没有达到，讲来讲去都是别人的体验，人文学科50岁才会成熟。

　　他的教书生涯虽然结束了，但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一直坚持用笔写作的胡经之去年写了10万字，今年仍打算写10万字，为自己的个人文集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