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千秋的事业

　　第一次听到“二十四史”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不仅通读了这洋洋4000多万字的古汉语典籍，有些纪传还研读几遍。

　　由清乾隆皇帝钦定为“正史”“二十四史”，就是从《史记》、《汉书》……直到《元史》、《明史》，由不同朝代不同人接续撰写、历时1800多年才完成的一套史书，虽是小众图书，文化意义却重大，它如珠链将长达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串起，记载了各朝代的兴亡更替，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史料，是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历史进程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的主要版本有三种：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清末洋务派主办的官书局金陵书局所出“金陵局本”，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多方搜寻善本辑印的“百衲本”。

　　毛泽东对他所存阅的殿本重刻版非常宝爱，随身阅读直到辞世，并写下大量批注。他很早就提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蹉跎二十载 “绿皮本”出世

　　尽管“殿本”审阅精严、刻工精良，但因编纂者多为御用史官，为当朝帝王和时政左右，不仅避讳颇多，加之查核原文不易，编书常以学者背忆为准，所以存在大量单字错误和段落颠倒、整段文字脱落丢失等缺漏，遗害后世。最重要的是，全套史书都是无句读（文词停顿的地方，指段落或句子）的古汉语，给现代读者的阅读造成极大障碍。

　　1956年，时任文化部长的郑振铎先生提议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并满怀豪情地说，“这是千秋的事业”。

　　1958年9月，毛泽东指示吴晗组织整理点校前四史。范文澜、吴晗等商议后提出将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点校，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订出规划，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

　　这一整理工程不可避免地被“文革”所中断。其间有两个小插曲颇耐人寻味。1967年，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的戚本禹指示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使用“旧人”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不过几个月后戚垮台，这一奇迹般的恢复成为昙花一现。1971年，姚文元在请示毛泽东主席后给周恩来总理写信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指出除前四史外，其他各史都未印出，建议组织一些老知识分子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由此，或可想见“二十四史”在文化人心目中的地位。

　　沉重的车轮又一次开始向前转动。到1978年《宋史》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全部点校出版工作均已完成。这套被称为“绿皮本”的点校本以其学术质量和适宜阅读的现代形式，逐渐取代此前各种旧本，成为海内外使用最广泛的权威通行本。    

　　古籍整理是不断求真的过程

　　在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倡议和温家宝总理、陈至立国务委员批示支持下，2006年4月，集全国之力、组织200多名学者参与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修订工程正式启动，点校本迎来第一次“大修”。

　　很多人对此充满疑虑，因为点校本的参与者多是顾颉刚、陈垣、郑天挺、翁独健、唐长孺、王仲荦这样的断代史顶级学者，而我们今天却没有如此深孚众望的文史大家。有网友问：“你们还能修订《史记》？”比较懂行的则顾虑会不会越修订越糟糕。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释疑，修订本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只求通过版本复核、文本校订等严格程序，消弭点校本缺憾，认真吸收新发现的文物、文献和新研究出的学术定论，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

　　历时20年才出齐的“绿皮本”，因社会动荡留下不少遗憾。一是开始对质量没有统一要求，造成早期点校的《史记》没有校勘记，《三国志》没有固定底本，四种本子对校，择善而从，有异文处究竟从了哪种本子，未做交代；二是有些史书点校采取“大兵团作战”，成于众手，难以保证质量；三是1971年在反对“烦琐考证”的旗号下，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懂”的地方才使用“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他校”（与相关史籍及类书比勘），未能很好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　　　7年过去，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作为第一个成果终于面世，给出了完满的答案。修订小组以金陵书局本作为底本，广校诸本，撰写校勘记，订正标点讹误，统一体例，增补《史记索隐》缺文。

　　“并不是说我们的学养如何领先前人，而是时代的进步让我们有条件用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手段完善上一次的整理成果。”《史记》修订组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生群说，他们借鉴了前人未使用的珍稀版本进行通校和参校，如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和现存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足本现藏于日本）黄善夫本，还充分利用了古籍数据库检索，提高了判断准确性。

　　最难不过点古书

　　高水准的古籍整理，需要极高的学养和素质要求，但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从事它却不能获得相应的荣誉和报偿，长期的寂寞清贫和默默无闻给点校者以巨大的负面压力。正是这个原因，使部分修订组进展缓慢。对此，修订工程工委会主任杨牧之痛切陈词：《史记》点校本自1959年出版共印行27次，发行60万套，“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有多少今天所谓的学术成果还能留存在学者们的视野里”？

　　但更多的学者一心一意做修订，甚至将自己生命的余光都献给了修订工程：

　　《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规模仅次于《宋史》，修订组成员又分散在好几个院校，进行统稿的主持人南炳文先生每天在办公室工作10小时以上；

　　《史记》修订负责人赵生群因长期紧张工作病倒住院，中华书局不知情的编辑致电催促进度，一向支持他工作的赵夫人忍不住流泪；

　　2007年，裴汝诚先生不顾年长体弱，接受了《宋史》修订项目，罹患重病后唯一惦记的就是《宋史》修订没有完成，在坐起来都困难的情况下，还约来修订组的同志交代工作。2013年1月，裴汝诚先生因病逝世；

　　复旦大学古籍所吴金华先生是《三国志》的修订主持人，跟修订办约定在5月底交齐全部稿子的当天，猝然离世。

　　如今，《宋书》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已经交稿；《魏书》已交90%的修订稿，《明史》也交来大约一半的稿子。

　　今年10月19日，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标志着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终于进入出版阶段。2017年，当修订全部完成，我们不光能看到一套更正确、更可靠、更有用的国史定本，还会得到一支强大的古籍整理学术队伍，这“千秋的事业”足以告慰历朝历代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