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安全观化解亚洲悖论(望海楼）

　　“一根筷子很难吃着东西，两根筷子一起用才能夹到食物，一把筷子捆在一起就不易折断。”这是李克强总理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的形象比喻。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东盟在防灾救灾、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联合执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的诸多建议，反映了该地区国家的共同心声，得到积极响应。

　　无独有偶，朴槿惠总统访华期间，中韩双方也提出类似合作思路。韩国是美国的盟国，东盟一些国家也是美国的盟国或非北约盟友。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乃至军事合作，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种种迹象表明，要建立东亚命运共同体，没有安全共同体支撑，是不坚固的。东亚地区，必须突破“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亚洲悖论（朴槿惠语）。

　　苏联解体后，中国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这对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而言，是巨大历史进步。如今，国际安全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难以区分。金融、信息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新疆等地的暴力恐怖事件，也非单纯的国内安全问题。一句话，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安全全球化挑战。

　　其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难以区分。海上安全问题既可能是传统海上岛屿、岛礁领土争端引起，也可能是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引发，原有的传统—非传统安全区分可能过时。

　　再次，安全防范与安全维护难以区分。网络安全突显就是典型例子，既有防范黑客攻击的难题，也有维护网络开放、安全、自由的矛盾。

　　最后，安全威胁来源与安全治理难以区分。传统上，猫和老鼠的游戏角色分明，逻辑清晰。如今，网路恐怖袭击等行为表明，安全威胁来源，安全管理机制更复杂化、多元化。

　　针对时代变迁，中国应适时提出大安全观，主要内涵包括：

　　一是安全共享。欧盟是主权共享的成功范例，亚洲地区则应成为安全共享的典范。冷战时期的安全共享是集体安全、安全联盟，如今已落后于时代要求，必须超越。相关国家共同分享繁荣，也共同分享稳定。这就是安全共享的基本逻辑要求。

　　二是安全共担。即共担安全责任。以一己之利，破坏安全大局，必须得到有效制止。在南海问题上，一些国家炒作航行自由来围堵中国，就是搅局的不负责任行为。安全利益攸关方，首先是当事国，其次是域外国家，必须发挥湄公河联合执法精神，共同承担相关安全职责。

　　三是安全共建。李克强总理在第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讲话提出，稳步推进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就是说，海上安全通道，不仅事关相关海域国家安全利益，也事关域外贸易体切身利益。为更好开展海上安全合作，中国可效仿上海合作组织，倡导成立海上合作组织。

　　四是安全共赢。你安全，所以我安全。这是新时代可持续共同安全观的典型写照。任何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的国家不安全基础上。安全共赢就是要实现“我的安全也是你的安全”制度安排，让各国共享安全梦。

　　网络、太空、公海等全球公域问题突显，给国际社会的安全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为应对挑战，中国应极力倡导大安全观，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