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文化凭啥火

　　提起国外的广场文化，人们脑海里往往浮现“草坪、花店、街头艺人、成群的鸽子、露天咖啡屋”这些意象。“如果把国外广场比作‘自家的后花园’，那么中国广场则是‘城市的会客厅’。”清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郑路对本报说，“与外国相比，我国广场文化规模更大、气氛更热烈、内容也更丰富。”

　　“如果你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如果你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如果你以为文化只是艺术家的事情，对不起，你错得可真离谱。”著名文化人龙应台如是说。

　　广场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就是这一观点的最佳例证。不同于殿堂、剧院、庙会、展览馆等场所展现的文化，广场文化更开放，更平等，也更具公益性。它是城市文化的一扇窗，也是国家文化的一个缩影。

　　而我国的广场文化，是新时代的产物，由政府与群众共同创造。改革开放后，城市广场的建设高潮使广场文化渐渐褪去政治色彩；上世纪90年代，各地政府关注精神文明建设，广场文化兴起，从单一走向多样；21世纪初，各级政府加大支持，让广场文化从零碎向集聚发展、从城市向农村渗透；之后10年，广场文化越来越具地方特色、民族神韵、国际风范。而今天，广场文化已从“奢侈品”变为“必需品”，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广场文化  万紫千红入眼来

　　晴日暖风人意好，碧池幽草秋日长。9月5日上午，循着飘荡的歌声，笔者来到北京红领巾公园的海之梦广场。浓浓绿荫下，以退休老人为主的“艺辉合唱团”在例行活动。

　　“男声往上走，女声进来……非常好！”百余人围成里外三圈，团长曲直不停走动指挥着，时不时跳上一段舞。她身后，一套架子鼓、一只银色小号、两个萨克斯、一对沙锤，专业乐队奏响《浏阳河》、《沂蒙山小调》等经典乐章。团员抬着头兴奋高歌，路人也不禁跟唱起来……

　　这里不少人是“艺辉”的“铁杆粉丝”。53岁的高玉玲唱了3年，“一天不来就别扭”；轮椅上的董淑环76岁了，女儿每天推她过来，“我妈唱不太动，但听着就特高兴！”

　　而今，在我国，像“艺辉合唱团”这样的广场文化团体已屡见不鲜，吹、拉、弹、唱、歌、舞、戏，样样皆有。在古代春秋时，广场歌舞能使“一国之人皆欲狂”，而这，或许也能用来形容国人对广场文化的青睐。

　　行走在大小广场，你会见到舞池里，对对男女优雅地踩着交谊舞步；不远处，三五成群的人们踢毽子或打着板球；而石桌旁，六旬老人正凝神挥毫，书写古字佳句；边角空地，大爷大妈结伴学练太极，一招招“白鹤亮翅”、“手挥琵琶”打得有模有样……

　　广场文化不只是百姓自发热闹，党和政府也甘做孕育文化的春泥。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指出，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今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政府要履行好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党中央号召下，各地政府纷纷在群众文化上下足工夫，对广场文化的建设也越发重视。江苏苏州举行“广场文化节”，辽宁营口办起“广场文化月”，新疆乌鲁木齐把“广场文化”当“文化年货”送到百姓手中，而广州东莞甚至将打造“广场文化之城”作为新城建设的目标。

　　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广场像一块磁铁，引来各色人群。在黑龙江的佳木斯，广场上扭着东北大秧歌的老头老太，不少刚从农村搬到城里；在浙江象山的人民广场，常年放映球赛的电子屏幕前席地而坐的，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在西安的南门外广场，跳《好运来》的广场舞队里，不乏国际友人；而在广州的陈家祠广场，都市白领跳“国标”、练瑜伽，“90后”组队街舞、溜冰轮滑，给广场文化又添时尚元素。

　　多彩的文艺活动是广场文化的“软表现”，广场上的建筑也饱含“文化味”，每一座广场建筑，各有一种风格、一种文化。有“中国太极拳之乡”之称的河北邯郸广府古城有一太极文化广场，其太极八卦图、文化碑林等建筑展现了当地的太极拳文化；在辽宁大连，遍布人民广场的槐花灯，巧妙地点明了它“东方槐城”的身份。广场的楼宇、石雕等，融入当地传统的、特色的元素，代表一座城的个性和品位。

　　好戏连台  “草根”文化可燎原

　　我国广场文化燎原之势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在纵横对比中，或许我们能得到答案。

　　广场文化越来越盛行，纵向来看，几个“多”可能是最好解释。首先，广场文化的载体——文化广场多了，厦门市还表示，到2015年要让每个镇都有文化广场，让百姓想去、能去开展群众文化；再者，广场的设施也多了，对人的吸引力大了，从最初的空地，到后来树木草地、健身器材等的增加，再到如今书店、博物馆、大商场的入驻，上海的人民广场被视为该市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腰包鼓了，希望生活健康、文明、有趣的民众就多了，在“柴米油盐”之外还想来点“精神食粮”，活跃在天津广场的1000多个艺术团体，就多是自发组织、自娱自乐。

　　广场文化越来越风靡，还因为它是“草根”却又不失高雅的文化。大剧院里的“白天鹅”很美，但因其成本和定位的限制，很难走进大众的心坎。而广场文化，则落地生根，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论及原因，一如著名学者余秋雨所说，“它比精雅文化更天然，更贴近民族的生态，因此也更深入人心”；二是它反映质朴生活的同时，能俗中带雅。辽宁海城的广场上，业余合唱团用美声唱响前苏联歌谣，展现广场作为“没有围墙的剧场”的魅力；而江西的赣州，连开“山歌情韵”广场演唱会，演绎客家风情，群众除热捧外，又获评全国“群文品牌”。

　　广场文化越来越火热，还在于广场演出增多，掀起“民星文化”之风。现今，广场的免费演出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三天两头一台戏、隔三差五看演出”是多地民众广场生活的写照。与今年8月被叫停的奢华晚会相比，广场作为“百姓大舞台”，演出更接地气、更能“与众乐乐”。它没有大制作、大投入，但节俭中也不失其精彩；它没有明星大腕登场，但却有“草根明星”助阵。“这些‘民星’的涌现，更能给平民百姓带来实在好处。”资深媒体人高严对本报说，“因为他们不和百姓隔着电视屏幕，有时就是老邻居、老相识，从而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广场文化的‘观众’变为‘主角’，为其延续、发展又添了一把火。”

　　隐忧仍在  好曲如何响四海

　　一派欣欣向荣之态中，广场文化也存在隐忧。如何让广场文化的发展更多元、更良性、更持久，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

　　广场文化要想多元发展，离不开政策、资金的支持。

　　刚还热情鼓动市民“大声唱”的“艺辉合唱团”团长曲直退到角落，就沉寂下来，她实际上很发愁：“请乐队、托管器材等都要钱，一天至少300元，唯一的收入就靠卖歌本。这3年，我自己先后投了六七万元。往后我想坚持，让老百姓每天都能唱上一首，但再多我也出不起。”

　　“对于像‘艺辉’这样影响较大的民间团体，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政策制定、设立基金等提供帮助，这是对群众文化最实在的推动。”南京大学城市文化开发研究所所长胡小武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这些活跃团体也可与社区、街道部门取得联系，融入社区文化团队，既被组织承认，又解决资金难题。”

　　广场文化要想良性发展，也要讲究规范，注意引导。

　　前段时间，“中国大妈在纽约跳广场舞被拷”一事传得沸沸扬扬，有分析称是中国广场文化在国外的环境里水土不服，也有人认为这是广场文化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闯了文明的边界。实际上，在国内，因为噪音问题，广场舞也常受指责，网友形容它“让舞者快、让居者痛”。伴奏合唱、大型演出等广场活动也存有类似问题。

　　对这类扰民现象，有些地方的处理方式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北京景山公园与园内的合唱团体、群众舞队签订“降噪合同”；而贵阳的人民广场，则让晨练队伍与周边居民在面对面座谈中达成共识。“广场文化与文明和平共处，少不了第三方的协调和居民自律。”郑路说，“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供更多的休闲场所，民众拥有更多选择和自由，就能减少对别人的干扰。”

　　广场文化要想持久发展，可与“市场”挂钩，但“自由”是永远的前提。

　　如今，我国很多广场，如上海人民广场、烟台五彩文化广场，集文化、餐饮、购物、休闲于一体，已成为旅客的游览地、文化消费的新天堂。因此，有人提出：广场应产业化运作，与企业联姻，与商家联合。对此，胡小武和郑路都担忧这可能会背离广场“为民休闲”的初衷。

　　然而，他们并不拒绝广场向市场的尝试。“但要避免被强制性发掘、利用，而成为一种自由的文化市场，靠‘无形之手’筛选有生命力的文化活动。”郑路说，“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负责设立机制，维持秩序。”而对于商家如何借力广场文化，胡小武提供了一种间接、巧妙的方法：企业绕开直接插手的老路，向政府成立的广场文化奖励基金提供资金，既达到了宣传目的，也能促进广场文化的繁荣。”

　　笔者感言：未来，在发展的大方向上，毋庸置疑，我国的广场文化会越来越有活力。而活力之中，它将永葆中国的特色，展现蕴藏于每个国人心中的梦想与希望；它也将承载一个时代的记忆，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它还将继续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展示平民的风采。最重要的是，广场文化会越来越凝聚人心，叩动中华儿女心弦，激发无数心灵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