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　91岁依然忙碌

　　归国参加第一次人口普查

　　邬沧萍先生83岁才离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办公室，但是回家后，他始终闲不住，甚至更忙碌，不仅指导博士生、编书、写文章，还要定期在清华大学授课。去年，邬先生主编的50万字著作《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出版，90岁高龄仍有新作出版，令晚辈后学钦佩。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配到香港九龙海关当公务员，捧的是“金饭碗”。其后，他自费到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1950年，邬沧萍响应党的号召回国，后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统计学。

　　“其实，在美国读书时，我就对人口问题很有兴趣。”当时全世界刚兴起国民计算研究，邬沧萍选了一门叫“国民收入的人均比较”的课，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研究结果表明：“若按人均来算，我们的基本能源没有不短缺的，所以那时我意识到，人口问题是一个致命伤，是中国的大问题。”

　　1953年，邬沧萍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已经超过6亿的统计数据出来后，全国为之震惊。知识分子、党内党外都在讨论人口问题，较多的倾向意见是要解决人口问题，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就在大家热情高涨的时候，1957年，“反右”风暴席卷而来。人口控制也失去了最好的机遇，导致人口增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世界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提出控制人口最可行建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高扬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帆。国家统计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一起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预测调查，调查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已新增加6亿人口，其中3亿多是妇女，按照这个基数，只要每人生一个孩子就是3亿，每人生2个就6亿！

　　形势非常严峻，1979年2月，邬沧萍和刘铮在《人民日报》共同发表理论文章《人口非控制不可》，论证了控制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篇理论文章为之后人口科学的蓬勃发展吹响了号角。

　　随后，由邬沧萍起草，与刘铮、林富德共同撰写的《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递交到国务院，报告分析认为，由于失去了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一般的人口控制已经不行，必须进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对于生两个，不反对、不鼓励也不支持。”这份报告是“文革”结束以后，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其观点被认为是“中国控制人口最佳的、最可行的建议”。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13亿人口的到来推迟了4年，世界60亿人口日到来的时间也推迟了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严格控制人口利大于弊，不然中国绝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机遇。”邬先生感慨道。

　　最先预见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早期参加人口学国际交流时，邬沧萍就看到，中国必须重视老龄问题，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于是上世纪80年代初，花甲之年的邬沧萍逐渐转向老年学研究，在全国最先提出要研究老龄问题。

　　1984年，邬沧萍在《人民日报》发表《老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在理论上阐明控制人口与老龄问题的相互关系，呼吁优先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老龄问题。

　　1983年，他开始指导我国最早的老年学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30年来培养了一批学科骨干。在他的倡导下，1986年成立了老年学学会，世纪之交，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老年学研究所，这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第一个正式设立老年学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

　　怎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邬沧萍认为，首要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劳动力充分就业；第二是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健康老龄化，让老年人都能长期生活自理。

　　邬沧萍本人就是一个“活广告”。现在他每天仍坚持用一个小时活动身体，他有一套自编的“保健操”，作息规律。“我认为养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饮食平衡、科学健身、心理平衡等等，最要紧的是坚持。” “过去我刚搞老年问题的时候，100岁都是按百万分比计算，现在有些国家已经变成万分比，我国个别地区也有万分比的。现在90岁是千分比，80岁是百分比，都比过去大大提高，将来100岁都不算回事。”

　　因夫人于2007年去世，子女又都在美国，邬沧萍先生如今是名副其实的“空巢老人”。但是，他每天依然忙碌而充实，对生活、工作的激情丝毫没有减退，他说：“我之所以还在工作，就是想看看一个知识分子的潜能究竟有多大，自己要做个试验。”

　　（据《文汇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