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文学史可能吗？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探讨21世纪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问题。

　　两部新的文学史的出版

　　此次研讨会源起于两部文学史的出版：2010年由孙康宜、宇文所安主持编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英国出版，其汉译本也将于2013年在三联书店出版；2012年由赵敏俐与吴思敬主持的《中国诗歌通史》（11卷本817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两年内先后在中西方出版，应该说是本世纪初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介绍，“它们在撰写时的主导思想是一致的，不是在比较中求同，而是在‘比较中求异，大谈中国文化或文学的特质’。文学史本身就应该是多样的，更何况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的两部著作，自然会有更大的差异。”

　　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互相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显得更加珍贵，“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理解，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深化。”赵敏俐称。

　　当前文学史研究的困难

　　“在我们对人类文明全球化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的今天，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古代文学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文学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第二，中国文学研究西方化，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研究中国文学，缺少对中国文学民族特质的把握；第三，文学研究政治化，受20世纪社会发展大势的影响，文学研究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对许多文学史现象进行了片面的解释。”赵敏俐称，“最重要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变革太大太快，最重要的主观原因是功利性过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者之一商伟认为，文学史的突破可从以下两点入手：第一，有赖于某些专题的研究和突破，这就要求对我们习惯的概念范畴做一些挑战。同时，也要求我们打破中西、古今的界限，去追溯、去思考。第二，文学史写作可以是多样的形式，现在做编年文学史很盛行，但我们也可以做‘短时代’的文学史，比方说乾隆中晚期，并把这种‘短时代’的文学史和地域文学史配合，通过时空两方面的结合，就会有一部比较具体的文学史。像这样的文学史，是有很大潜力的。

　　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中国诗歌通史》的撰写，是我们在21世纪的全球化视野下，重新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史观的一次实践。”赵敏俐说，“也是我们力求克服上述三大问题，力求对中国诗歌史做出贴近其原生形态的描述的一种努力。”

　　“《剑桥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部最新的中国文学史，它在内容上明显是有突破、创新意欲的。相比以前出的文学通史，它确实让人体会到了专题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蒋寅教授认为。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敬表示，“书写一定时代的文学史，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这里所提供的仅是我们个人的一种立场与角度，也许正是在不同的立场、不同角度的碰撞与交流中，对一段文学史的描绘才能更确切与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