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答卷能否及格

　　面对暴雨，著名作家龙应台曾说：“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否发达，一场雨足矣。”

          

　　7月8日晚到10日下午，四川都江堰市降雨量超过940毫米，是该市1954年以来的最强雨量纪录。10日10时30分左右，该市中兴镇三溪村发生特大型高位山体滑坡，造成村民和游客2人遇难，21人失踪。

　　四川是重灾区，但受灾的不止四川。

　　汛期来临，暴雨如期而至，各地轮番遭殃：武汉公交车成冲锋舟；北京16条道路积水断路；滨州被灌小区变池塘……近日，从北到南，由东至西，暴雨以它独有的方式，给人留下深刻烙印。

             

　　雨水冲刷出快速反应机制

　　今年暴雨的重灾区是四川。7月7日晚开始，强降雨袭击四川盆地西部大部地区，泥石流、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随洪水而来。截至7月10日，暴雨已造成9人死亡，62人失踪。面对滂沱大雨，四川采取紧急措施：对暂时在村活动中心避险的游客和村民实施安全转移；对滑坡体现场实施警戒；抚慰失踪人员亲属；核查可能失踪的游客；向社会及时发布相关灾情和救灾进展情况。

　　四川在接受考验，人们为它加油，也为它揪心。接受考验的不止四川。

　　“8日夜间到10日，本市连续有强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建议错峰上下班（学），选乘公共交通，减少出行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易发，注意安全。”7月9日傍晚，北京市手机用户陆续接到了这样一条短信。尽管大雨并未如期而至，但提前得知信息还是让不少市民感到安心。同样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还有北京市政府推出的“北京服务您”软件，这款软件可以在预警公布5分钟内将信息推送至手机。

　　据悉，气象预警信息一般提前2至3小时发布，是由于监测大气环境的多普勒雷达图像每6分钟更新一次，预警结论要经过综合判断、反复会商才能最终得出。有专家表示，“这样的时间虽然不能保证物资的完全转移，但是人员的及时撤离还是可以保证的。重要的是通过气象部门和政府、媒体、通讯运营商的协同合作，在短的时间内将预警信息及时传播出去。”

　　除了采用短信形式将预警信息落实到个人，今年汛期更有多媒体终端用于预警信息传播：北京地铁站悄然出现防汛宣传片，江苏张家港把气象预警搬上街头高清LED屏幕，河南郑州让天气信息跟随公交车电子屏移动。预警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增加了人们接触防灾信息的几率，减小了受灾可能性。

　　其实，气象部门发布预警信息提示只是整体预警机制中的一部分。为了将预警机制做得更加细致，各部门都紧绷了防灾减灾的神经。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正面临着一年一次的“大考”。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新闻发言人潘安君对媒体表示，今年国家防总提前部署防汛工作，要求各防汛指挥部加强应急值守，主要领导到岗待班，科学研判雨情造成的影响，提前做好工作部署。

　　等待着接受大雨考验的还有交通管理部门。为确保公交车队安全运营，天津市公交集团专门建立了网络化预警系统，将公交运营调度指挥中心、各公交运营企业和一线运营车队构成三级网络。以气象台信息发布为依据，遇到“中到大雨”预报时，提前24小时启动预警预案；遇到“大到暴雨”预报时，提前12至24小时启动预警预案。

　　减灾问题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王绍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预警机制是人类防灾减灾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将灾难防患于未然才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灾难永远是小概率事件，但完备的应对体系和警钟长鸣的心理能让最大程度上减小灾害可能带来的伤害。”

             

　　灰色记忆里孕育成熟心态

　　因为频遭暴雨，武汉排渍工人杨红亮身穿“武汉水务”背心，在齐腰深的污水中，一口气站了9个半小时，不断提醒行人：“注意脚下，这里有个井口。”渍水当前，为了尽快解除险情，他们辛勤工作；为了市民不再重复长沙女大学生的悲剧，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当路标。

　　内涝面前，有更多的社会道德和良知显现，平凡之举传递不平凡的感动。“人工路标”是人们应对内涝的特殊举动，但至少说明：面对内涝，普通人在行动。

　　“7·21”北京特大暴雨即将满一周年，时间已经过去，但暴雨带给人们的灰色记忆并未远离，暴雨用巨大的代价给人们上了一节防灾课。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向本报表示，在经历了去年的特大暴雨灾害之后，人们会吸取以往的教训，对于灾害的总体认识有所加强，心理承受灾害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心态上的成熟让市民更加从容对待可能来临的暴雨季节。

　　经历过“7·21”特大暴雨的李女士说，“去年‘7·21’特大暴雨之后，我就在家准备了应急箱，里面放了手电筒、应急药物和食品。这两天下雨，我特意到超市多买了几天的菜放在冰箱里。”

　　吕斌认为，对公众防灾减灾意识的培养是不容忽视的环节，国家应该加强防灾减灾常识教育。日本是个灾难大国，但是由于政府经常进行灾难基本常识的普及和灾难情况的预演，并且向市民大量投放漫画形式的防灾减灾手册，加强市民对于灾难和防灾措施的认识，提高人们抵抗灾难的能力，培养人们的生态观和环境观，他们往往能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防灾意识的教育和技能的培训不仅要系统，而且要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的阅历、不同的灾种进行细分。”王绍玉还提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在‘7·21’特大暴雨中遇难的大部分是青年人，而不是理论上‘易损性’比较高的老年人和孩子。因此在城市暴雨灾害中，人们处的位置和时间才是最主要的因素。人的‘易损性’和不同的种类的灾害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教育普及和技能培养要因灾种、因人群制宜。”

          

　　延伸阅读

　　期待阳光照射的“地下世界”

　　与日新月异的地上世界相比，中国城市的“地下世界”更像一个积重难返的病人。暴雨过后座座“水城”现身，雨灾暴露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常年积弱，地下排水工程远远滞后于地上城市建设。

　　据国家防总办公室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省会以上城市的排水标准一般只有一年一遇到两年一遇，其他城市的排水标准更低。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城市内涝不仅是技术性问题，也是投资管理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加大地下设施的投资，建立多层监管体系。做一份长期的排水工程规划，真正实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近年来，经历过水灾之痛的城市，开始下决心解决羸弱的排水设施。武汉市鼎力增强地下管网建设，先后启动污水全处理五年打算和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打算。北京也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尤其城市中心区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比如开展小流域的治理，开展新农村建设五项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中心区周边的抗积涝能力。

　　城乡在暴雨中成长，只是，人们期待它们长得更快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认为，管网建设落后导致“水排不出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发展观和官员政绩观的问题。

　　“在过去很短的20年、30年当中，我国城市化进程非常凶猛。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的是把表面上的高楼大厦建起来，排水系统有被忽视的倾向。”程晓陶说，“一些官员政绩观也存在偏差，城市管理者就容易将目光集中在地面上的东西，有一点钱可能会优先解决供水、污水、交通、供电等问题。另外，排水系统也不是每天都会用到，一年可能就是到了汛期才会发挥作用，而且到了汛期也不见得年年都会有大暴雨，有些人就会抱有侥幸心理。”

　　据了解，修建排水系统的投入很大，有时候1公里的管道就要花费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资金，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及成本的考虑，排水系统的建造标准自然不会设计得很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基于水的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王绍玉说：“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城市迅速扩张，但相应的基础设施并没有跟上，并且城市空间被肆无忌惮地占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防灾城市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还是需要合理的规划，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政府现在也有作为，但在防灾建设上的投资力度还是不够大。灾难已经来过，但愿亡羊补牢未晚，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做好‘里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