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面,唐师曾就表达了对“战地记者”这个标签的强烈反感:“什么是战地记者?英语根本就没有这个词。我和别人没什么大的不同,不过是用现代的摄影手段像太史简啊、董狐史啊一样对现实进行客观记录罢了。”貌似谦逊,细琢磨起来那是对自己更高的期许啊。
他眼神清白坦荡,笑起来嘴角又带一丝蔫坏,这使他看起来显得很孩子气。
在他的生命里,有三个对他精神世界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人,一个是充满反叛精神、记者出身的肖乾,他怀疑自己,自省、自嘲、自趣,受过西式教育又热爱北京城;一个是始终在主流之外的老北大人张中行;另一个是季羡林。
1979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唐师曾,以一种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悠闲态度来读书,用张中行的话来说叫“翻篇儿”。每看完一个作者的书,再找反对他的人的作品来读,对照审视,得出自己的判断。
一天,在图书馆“翻篇儿”的他意外地看到一本摄影集,张张照片再现了1900年慈禧指使神机营烧毁使馆区、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恩海被处死、清政府在东单建克林德牌坊赔礼道歉那段历史,联想到校园里的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塑像,他不由轻声嘀咕:“这是个好活儿。”
1987年,唐师曾放弃政法大学的教职考入新华社,提出建立新闻闪击队的倡议,现场拍摄突发事件——洪水、地震、试管婴儿、尚不出名的崔健的演唱现场、还未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他能够敏感地嗅出最有价值的新闻,并及时赶到。之后他把视线投向国外,独自潜入伊拉克,辗转于交战双方;采访卡扎菲、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拉宾、佩雷斯、沙龙、曼德拉等军政要人……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了《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我在美国当农民》、《我的诺曼底》、《一个人的远行》等书,用文字和照片记录历史的变迁、战争的创伤、宗教的神秘、种族间的仇视,人类对死亡、战争的恐惧和厌恶以及对生命、和平的渴望。
“中文书没什么可看的。市面的书大多是抄的,有几本有价值?”他痛恨把真实美化修饰成另一个样子的文字,提出了“真书”的概念:一是作者亲自到场;二是对时间、空间、地点等纯客观的把握;三是有文化的延伸;四是有自己独立的说法;五必须是文学语言。他以自己正在作序的《基地秘史》为例:一本书,出版不到一年,竟然有56个版本。为什么?因为它的作者曾与拉登共处几昼夜,掌握了大量真实素材,唐师曾对他简直充满了妒忌。
唐师曾现在同时在写两本书,一本是往远处走的《唐师曾取经》,记述他2003年一个人开车去印度、阿富汗,90天行走3万公里的“新唐僧取经”路;另一本是近处的,《我家住在什刹海》,这里有很多名人故居,他和不少人交往过,了解这里的历史和现状。“我的笔就是我的腿和手,我的书房就是这个世界。”
对很多人来说,唐师曾是一个实现了所有梦想的传奇——神农架寻找野人、在海拔50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参加印尼555世界汽车拉力赛,参加南极考察,单人驾车环游美国、在枪林弹雨中采访……但这些充满英雄主义的举动令他付出重大代价,很多时候一个人默默奔波,没人交流,发炎自己吃药,受伤自己裹巴裹巴。1997年,他因受伊拉克辐射伤害患“再生障碍性贫血”,2003年,崔永元又发现他得了重度抑郁症。问他是否后悔,唐师曾说:“我自知不是勇敢的人,可我追求生命的质量,盼望有限的一生能尽量体验多种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