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之王？

　　班固《汉书·武帝纪》称颂汉武帝“雄材大略”。荀悦《前汉纪》写作“雄才大略”。对于汉武帝，应劭有“冠于百王”的评价。曹植也赞扬汉武帝“功越百王”。明代思想家李贽称汉武帝为“千古大圣”，以为“不可轻议”，又说：“孝武乃大有为之圣人也。”“有为之功业已大矣。”作为生活在不同时代，对历史有深刻思考的学者，他们都不属于权力集团的中坚力量，并不是正统思想的宣传者，这些意见因而值得我们重视。

　　自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位54年。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重要的历史影响。

　　近代学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曾经说，历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汉高祖，然而，又“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汉武帝。说汉武帝是“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为他确认的历史路径，开启的文化风气，创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国家疆土，对中国历史影响非常长久。汉武帝时代有许多重要举措，如同秦汉史研究大家劳榦所说，都体现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大决断”。

　　中国古史的英雄时代

　　汉武帝时代是英才荟萃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繁盛丰实的创造性的成果。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就是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表演的宽阔舞台，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儿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了当时许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识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士，“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胜计。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总结，是符合当时人才队伍最为雄壮的历史事实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练的“群士”“异人”能够焕发精神，多所创建，这一历史时期于是“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在最多方面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历史创造。

　　我们说，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除了汉武帝的历史表现以外，还在于当时不仅有卫青、霍去病、李广这样杰出的军事人才，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张骞、司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贡献，也使得他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声名响亮。不过，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完全像班固所说的，完全是汉武帝个人的作用。群星的闪耀，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曾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净的晴空。 

　　汉武征伐匈奴

　　汉武帝时代，以军事成功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而最重要的成就，是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匈奴游牧部族联盟的军事力量长期以来压迫着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正常经营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匈奴骑兵甚至曾经侵扰长安邻近地区。与匈奴的关系，成为汉武帝时代在对外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为严重、最为困难的问题。

　　汉武帝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于匈奴的反侵略战争。由于对于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以征服匈奴为目的的战争的性质。“北边”形势的变化，保证了中原农耕生产秩序的安定。

　　对汉武帝时代用兵匈奴的历史意义的争论持续了两千年。持积极肯定态度的评价，认为这一军事行为有益于中原的安定，有益于汉文化的传播。《盐铁论·论勇》记录的支持汉武帝匈奴政策的意见，则以“怯夫有备，其气自倍”，“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貉虏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等言辞，赞扬了战时形成的英雄主义精神。

　　汉武帝征伐匈奴，积极经营“北边”，促进了长城沿线地方经济的进步。屯田事业的发展，使得“北边”走向繁荣。河西地方农耕开发与水利建设的成就，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张骞“凿空”

　　西汉初年，今新疆地区的所谓狭义的“西域”计有三十六国，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

　　张骞打通中西交通道路的成功称作“凿空”。《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裴骃《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张骞作为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他对于发展中西交通的功绩，确实在这一角度上有“凿空”的意义。张骞之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

　　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值得重视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变化，汉王朝才开始真正地面对世界。正如张维华《论汉武帝》一书所说：“张骞通西域，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 

　　在汉武帝时代中原文化取得强势地位的背景下，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并不狭隘。比如对金日磾的信任，就是明显的例子。劳榦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当时汉王朝军事体制中有“胡骑”、“越骑”部队。少数民族军人甚至负责京畿卫戍。上层社会乃至宫廷生活中“胡巫”、“越巫”的活跃，也体现了当时的民族关系。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汉武帝的谥号虽然是“武”，班固在《汉书·武帝纪》最后的赞语中总结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却没有一个字言其武功，而是突出地强调了他在文治方面的成就。班固说，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突出进步的。例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继周代之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他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公孙弘建议各地以道德学问为标准荐举人才，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据说从此之后，“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与历朝建国初期的形势同样，汉初政治结构相继出现以“功臣”为行政主体和以“功臣子弟”为行政主体的形态。汉武帝执政，开始了新的历史转变，“贤臣”和“能臣”的地位逐渐上升。中国选官制度史有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这样三个主要阶段。察举制的确立，是汉武帝的一项政治发明。汉文帝时，已经有从社会基层选用“贤良”、“孝廉”的作法。不过，这种选举形式还没有成为确定的制度。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的地位已经得以确立。这一历史进步意义重大。劳榦因此认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前134），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汉武帝时代实行了史称“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重大文化变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坚持“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强调文化教育行政的重心。这对于我们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上古文化的丰收季节

　　《淮南子》和《史记》是汉武帝时代的两座文化丰碑。

　　《淮南子》一书，可以看作西汉前期思想的总结。《汉书·艺文志》将它列为杂家，其实，这部书大体还是具备完整的体系的。《淮南子》积极提倡“无为”的文化原则，这是和汉初政治文化形势相一致的。然而《淮南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说凝滞不动，而是要人们注意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正像《淮南子·原道》中所说的：“因其自然而推之。”《淮南子》的社会历史观也有体现“民本”思想的内容。

　　在汉武帝时代，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历代评价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班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章学诚），“《五经》之橐钥，群史之领袖”（崔适），“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等，都说明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文”“史”之中，《史记》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标范性的影响。

　　汉赋和乐府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廓，景物华美，词藻奇丽为特征，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五言诗，多托名于汉武帝时代的人物，如题为苏武和李陵赠答的五言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清代学者郎廷槐《师友诗传录》有“汉武乐府，壮丽宏奇”的评价，应当理解为对汉武帝时代以“乐府”为标帜的文化成就的肯定。

　　晚年汉武帝和“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之多，竟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严重的政治危机。汉武帝晚年，曾经疑心有人使用“巫蛊”的巫术手段谋害自己，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太子军与政府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这是中国帝制时代首都发生流血事件的最极端的史例。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在追捕中自杀。

　　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所以“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李贽《史纲评要》卷七《汉纪》评价：“汉武惟此一诏可谢高帝、文帝。”“天下大坏而得以无恙。”“过天地之风雷，可不勇哉！”

　　田余庆这样评价“巫蛊之祸”与汉武帝的政策转变：“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可挽回之方。”“所以汉武帝虽然提供了专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王朝历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皇帝，却不多见”。 

　　多情的帝王，无情的帝王

　　“金屋藏娇”故事，是以汉武帝为主角的宫廷情感童话。在陈皇后也就是阿娇之后，汉武帝专宠卫子夫。卫皇后色衰，王夫人得幸。王夫人去世较早，后来李夫人得宠。李夫人去世后，又有尹婕妤等有宠。据说这位尹婕妤，原先是倡女。《史记》褚少孙补述说：“士不必贤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这样的说法，看来符合汉武帝的心理。他晚年喜爱的女人钩弋夫人，却因其子被选定为继承人，被汉武帝冷酷地逼上死路。

　　汉武帝在位时，曾经频繁任免丞相。他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3人，平均任职时间只有4.15年。其中卫绾汉景帝时任相，汉武帝任命的丞相计12人。其中除田千秋继续在汉昭帝时代担任丞相而外，其余11人中，3人在任上去世（其中田蚡精神错乱致死，也不属于正常死亡），有3人被免职，2人有罪自杀，3人下狱处死。政府高层官员受到严厉处置数量如此之多，密度如此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汉武帝晚年，曾出现李陵所谓“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的情形。

　　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功业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汉武好大喜功，黩武嗜杀。”这样的评价，应当说是不违反历史事实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