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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郁达夫（1896-1945）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医。当时中国的留日学生不少人都学医。郁达夫的同学就有郭沫若、张资平等后来的大家。
郁达夫留学的当口，正是日本出兵占领青岛、提出“二十一条”的时节。很多日本人都歧视、欺负中国学生。郁达夫敏感，更是感受颇深。在他看来，日本人中有知识的，多半出于笼络心理，对中国学生笑里藏刀；没知识的，言语行为上直接蔑视中国人。
本来就爱好文学的郁达夫，在压抑的环境中，采取阅读大量小说来排解心绪。据说，他在日本留学4年，读了1000多部小说，平均每个月读20部左右。甚至有一阵，郁达夫不顾学业，休学在旅馆专心看小说。
1916年，郁达夫转专业，选择学习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他觉得要拯救中国，只有进行社会改革，一方面，学医费用高、功课紧张，没有充足时间让他看小说。
由于长期的刻苦学习和精神苦闷，郁达夫得了神经衰弱症，说自己“一时昏厥如羊癫病，但无痉挛状态耳，记忆力、忍耐力、理解力皆已去尽矣”，连出去玩都不行。他当时很悲观，给嫂子写信说想出家为僧，甚至“逃归山谷，作一野人”。
生病、休学，郁达夫有充足的时间看小说、写旧体诗。1916年至1921年间，他在日本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90多首诗词，并结识了不少诗友。其中有一位是日本诗坛泰斗叫做服部担风。他们俩第一次见面就惺惺相惜，就文学、诗词谈了一个下午。郁达夫走时，50岁的服部担风把郁达夫送上人力车，自己跟着车边走边谈，一直把小郁送到车站，坐上火车才罢。
1921年6月8日，郁达夫和同学张资平、成仿吾等人在自己的东京寓所里，成立了后来闻名天下的创造社。
有一次，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集会，请了号称日本“宪政之神”的政治家尾崎行雄作报告。尾崎行雄在报告中将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仍称作“清国”，还发表不少对中国不友善的言辞。郁达夫就在听众席上站了起来，打断了尾崎行雄的发言，进行反驳，最终迫使尾崎行雄当场道歉。
这件事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传为美谈。夏衍回忆说：“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的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