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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年05月14日 星期二

看中国作家如何向古典致敬(文学新观察)

宋庄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3年05月14日   第 07 版)

  刘静制图

  每个作家有向传统致敬的方式

  2013年4月,作家王安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4年她调入复旦大学时,曾选了两个老师的课听,一个是傅杰的《管锥篇》,一个是骆玉明的《世说新语》。“每次听都要抢位子,他们的课很受欢迎,地上都坐满了人。一个学期的课程,我基本不拉。因为我知道我最缺的是古典文学的滋养。”

  在后来的创作中,王安忆的确非常努力从古典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并落诸笔端。比如在她的长篇小说《天香》中,这位因《长恨歌》而与“海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完成了一次“向中国古典致敬”的仪式。《天香》中采用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嘉庆上海县志》、古上海地图甚至历代文人的诗词歌咏,整部小说气势恢宏,几十位家族人物的塑造,皆有特色,被称为是“江南文化的百科全书、女红文化的经典,生动表现四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志趣节操的传世巨作”(诗人钟玲语)。这部颇具传统文化韵味的长篇小说,因笔触涉及众多文化领域——诗词歌赋、书画刺绣、园林建筑、服饰美食等等,显示了王安忆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淀。就连小说的背景——晚明市民社会,也与《红楼梦》的创作年代很接近。大概也正因为此,《天香》出版次年即获得第四届“红楼梦奖”。

  作家们的成长,打着时代的烙印。一些作家幼年的时候没有经历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又在上世纪80年代遭遇西学浪潮的裹挟,使得其作品呈现中西“混血儿”面貌。甚至有评论尖锐地指出,有一些作家的语言带有明显的“翻译腔”。“现代文学史上的老作家,有旧学的功底,又吸收了外来的文学的营养,成就了他们所谓的写作平台。我们这一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本身生长在供应紧缺的时代,旧学在我们的青年时代以前,是不允许接触的。所以没有很好的旧学的熏陶和训练,《四书五经》《三言二拍》等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机会接触。而‘童子功’是影响深远的,我们直到青年时期才接触的营养,非常庞杂,无法分辨哪个更重要,西方的还是传统的?《红楼梦》对我影响大还是福楼拜、卡夫卡影响大,我说不出来。”作家苏童说。但他同时指出,这一代人在传统文化方面天生的缺失,也许不是缺点,而是特点。每个作家都有向传统致敬的方式。他的“致敬”是从《妻妾成群》开始。

  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的影响兼具

  他们大多自写诗起步迈向文坛,但是他们的诗歌与格律无关;他们也读唐诗宋词,但已非出自私塾的“童子功”。他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现代主义的影响亦不可抹煞。莫言的很多作品,被贴上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而他明确地向记者表示,这些所谓“魔幻”的根源来自《聊斋志异》。早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莫言就提起,要在写作上“大踏步撤退,要写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果然,在《生死疲劳》封底上,开始张扬:“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其小说结构上用“六道轮回”、“章回体”,不仅其形式彰显作者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忠诚,也有其想象世界的根本方式。因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比如《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正是古典小说的根本精神。莫言说:“六道轮回是中国的魔幻资源,是一种无形但巨大的道德力量。这个故事的框架就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学来的,我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他说,我们在读前人的作品时,往往能看到历史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对前人的局限性,我们大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这种宽容里边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惋惜。我们潜意识里想:如果没有这种局限性,他们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但现在我想,我们这种对人的局限的否定态度,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正确。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没有局限的人,也许不该从事文学;作者的局限,也许是文学的幸事。”他还指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品,小说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而《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我对大地的情感是自然的,因为我生活在大地上,我依赖它犹如生母。”同样,作家张炜的小说创作,不仅带有鲜明的民间立场,还浸润着大量的传统文化因子。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作,他笔下的人物也兼具齐鲁文人的责任感和道德理想主义。在《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中,大量涉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世情民俗,张炜都把过往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加以对照,发出他个性的声音。又比如长篇小说《家族》,既有现实主义的元素,也同时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诗赋比兴,将传统的“有诗为证”化为至美感人的散文诗。

  “文革”时期,当很多人在派系之争中找不到自我的时候,贾平凹却埋头于古典名著,不仅读诵,还改写成白话文。贾平凹说:“我的古典文学修养不是很深,要真拿一篇古文问我一字一句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但我能理解。”

  贾平凹的《秦腔》,或可视作对于民间文化与信仰的继承,而他的《古炉》获得首届施耐庵文学奖,更是汉语文学叙事丰富性的证明。

  笔记体小说体现古典文学文脉

  当今文坛,最能直接体现古典文学文脉的也许是笔记体小说。冯骥才、汪曾祺等作家笔记体各有特点,而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则被誉为中国文学笔记体小说的又一座高峰。作家南丁曾称赞孙方友的小小说,“显然得益于中国古典笔记小说,有容量,耐咀嚼,极精粹。”身处中原,孙方友的笔记体小说自成一家,如旧体诗词中的绝句与小令,起承转合,摇曳多姿。他在努力学习和借鉴着现代的思想理论,包括西方的思想观念,去表现历史的、现实的、传说的生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某种现代性。 

  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作家余华也深感矛盾:“我一下子面对了浩若烟海的文学,我要面对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我的阅读更像是生存中的挣扎,最后我选择了外国文学……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以中国的方式成长和思考,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也将一如既往;然而作为一位中国作家,我却有幸让外国文学抚养成人,也许是因为这场漫长的学习实在太久,以至于我们忘却了自身伟大而优美的古典文学传统,乃至整个的古典文化传统。

  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都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格非恰好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年轻人特别喜欢新的东西,喜欢挑战一种艰深的表达方式,所以很自然地与现实主义一拍即合。”宽泛的阅读面成就了格非。但是格非和朋友们在大量阅读现代主义作品后发现,其历史只有100多年,不可能涵盖整个文学史,转而阅读古典作品或近代作品。王安忆也说:“年轻的时候总喜欢背叛,觉得故事是一种束缚,想把前人的规矩破掉。写到今天,我的观念越来越合乎、服从前人小说的规定。”

  她说的“规定”,其实就是“讲故事”。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故事讲得好看才是最接近目标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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