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铭文及其书法艺术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城东北，始建于初唐永徽元年，历经五代，盛于两宋，下迄明清，余绪至民国末年。计有摩岩75处，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是中国不可多得的释、儒、道“三教合一”的石窟艺术群，享有“北敦煌南大足”之美誉，与云冈、龙门石窟“鼎足而三”，把中国石窟向后延续了400余年，是中国乃至世界石窟史上最后一座艺术丰碑。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铭文是大足石刻的有机组成部分，包含石窟、古塔文保单位范围内，刻写在不同质地上的各类、各种内容的文字，共计1009件，计104410字。从铭文类别及时代来看：经偈颂文368件，计20480字；造像镌记、石匠题名286件，计14815字；历代碑刻、诗文180件，计45757字；寺院遗址出土北宋圆雕纪年造像镌记16件、宋代墓志铭4件，计3044字。从石窟规模、开凿年代、造像内容、铭文数量及其特色来看：初中晚唐开凿的石窟3 处（尖山子、圣水寺、北山），以体现唐代系列造像；南宋宝顶石窟，以突出龛刻经、偈、颂文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教石窟道场的造像内容；两宋石窟27 处，以体现宋代造像“三教”并臻的特色；明、清石窟26 处；南宋多宝塔、晚清文峰塔；北宋大钟寺造像镌记16 件，宋墓志铭碑4 件。它的形成有两个高潮、两个中心地带（一是晚唐五代北山石窟；一是宋代宝顶石窟）、四个时期（唐前、后期；前、后蜀期；北宋、南宋期；明、清、民国期），其中晚唐至南宋为黄金时期，精华多呈现在这一历史时期。它不仅为考古学、美术学及宗教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还为我们全景展示了一部大足石刻艺术兴衰史。

　　10万余字铭文中，多为金石史中的佳品，真、草、行、篆、隶完备纷呈，北碑、南帖融汇贯通，民间书法、名家书法交相辉映，书法艺术价值极高，为中国书法从笔法、字法和章法上提供了珍贵的临摹范本，在我国石窟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数众多的耕耘者和崇拜者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书法的民间特征尤为明显。初、中唐时期是民间书法的序品，唐末至南宋为民间书法最丰盛的时期。其草率的笔画，随势的结体，缓慢的行笔，因石布局占据了主流，流露出淳朴散慢的自然之美。主要体现在：以刀代笔，直接刻凿，酷似印章边款，极具金石味，如《弥勒说法图龛镌记》等；点画形态、字形结构、章法布局和审美格调与楷书拉开一定的距离，字距紧凑，字体欹侧，有格界但在书写中又超出格界，充满童真稚趣和无意识审美倾向，如《造“三教”像龛镌记》等；字体追求视觉效果，率意、天真、奇趣又不失规范，呈现出轻松秀雅的书写风格，如《牧牛图》偈语等；故意追求毛笔书写的效果，因工匠的随心所欲、不谙成规，反增稚拙和烂漫之气，如《栽植柏树记》等；既追求铭石书风，也刻意追求笔墨效果，用笔干练老辣、笔意圆润，字形左倾右斜、变态无常，章法布局错落有致，如《造观音像记》等。如此不凡的创作境界，多为前期敦煌、龙门石窟中少见，从中可以较好地窥探初唐以来各个时期民间书法真实的艺术水准。

　　从北宋到明清，蜀中无战事，社会相对安宁，使众多北方的文人志士、能工巧匠、大德高僧纷纷来蜀避难和献艺。众多镌刻题记者中，以西北地区的伏元俊、伏世能姓氏、河南“颍川胥安人”工匠最多，他们把北方书法的精髓移植过来，不断加以内化，推陈出新，“北碑南帖”高度融合。如佚名《宝岩》题刻，与北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相比较，对字法的处理和章法的运用遥相呼应，但含蓄内敛的表达则更胜一筹；如《祖师法身经目塔》，其书法面貌与山东《四山摩岩刻经》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分明就是北方宏大书风的重现；如《造淑明皇后龛镌记》则合理移植了敦煌书法雄强刚健的意韵，厚实而蕴藉，阳刚且阴柔；如《造释迦佛龛及捐资建塔题赞》与河南《龙门二十品》诸版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隶书如佚名《残刻》则明显承接了《乙瑛碑》的轻灵韵致。行书如《行书碑》，笔法源自《争座位帖》，颇具颜真卿书法意势，在整体风貌上倾向于敦厚、雄强、爽健的“豪放”审美特征，乃北方石窟的继续发扬与光大，这为研究刻石书法在审美趣味上向北方书体学习提供了参考。

　　开凿北山石窟先后有昌州刺史韦君靖、节度左押衙赵师恪等；开凿多宝塔有泸南沿边安抚史冯大学、南山石窟有乡贡进士何浩之父何正言、石篆山石窟有大庄园庄严逊、佛安桥石窟有当地“庄主”古及之等，宝顶石窟更是在朝廷要员魏了翁、杜孝严和府、州官员支持下建成，明初石刻造像题记复苏亦与蜀献王朱椿“驾临宝顶”有关，他们自身书写水平颇高，书法审美能力了得，能刻石者定当非同小辈，书法成就必然丰硕。如魏了翁“毗卢庵”三个篆书大字，用笔古朴纯厚，静中寓动，平中显奇，光彩照人，是不可多得的存世妙品；隶书如《纪行诗碑》，篆书入笔，转折处多圆笔，结体以波折取势，字距行距收放自如，布局意蕴深长；行书如《与佛有缘》碑，中锋运笔，点画流畅，飞白萦绕期间，笔势直抒胸臆，有意犹未尽之感；草书如《题七绝》，笔调婉雅，意赅神远，空灵旷达，超凡脱俗。数量最多、名声显赫的当数楷书作品，如王德嘉书“宝顶”两米见方楷体大字，点画横轻竖重，苍茫遒劲，结构大开大阖，气势磅礴，颜味十足，是一件难得的榜书精品。又如被誉为大足石刻“三大名碑”的《韦君靖碑》、《赵懿简公神道碑》和《古文孝经碑》，楷法传承有序，字势雄奇端庄，谋篇宏大，魅力十足。北宋的楷书力作《赵懿简公神道碑》，取法唐宋，特别是以宋人徐浩、苏轼风格立身，古意与法度、笔力与意气高度融合。用笔上，深得唐、宋楷书法度，既简捷丰厚、端庄沉着，又矫捷痛快、挥洒自如，颇具劲健而婉约风度，能清晰地体会到其精细的笔意与劲健的体态。结字上，每字笔画轻重不同，巧出天然，起笔收笔遥相呼应，创造出多变又统一的字体。布白上，每字每行，无不经过精心设计与安排，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和生动的气韵，实为宋代楷书之上上品。

　　大足石刻书法除了通过以线条（形）所呈现的表象之美，更多的是通过以汉字（意）所演绎出来的教化作用与政治意图，所表现出的忠、孝内容，深受程朱理学及儒、释、道交融的影响，以佛扬教，宣扬已经世俗化、伦理化的佛教理义。如“寰宇间仅此一刻”的《古文孝经碑》，就是一部教会人们如何恭行孝道的教课书，它所蕴含的亲孝文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着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作用。但有些孝道也难免过时与过激，如《孝经》关于“五孝”的区分带有浓厚的等级制特征，充满了因果报应的教义，对社会伦理风尚、道德观念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石刻中大量的俗字，要么笔画作了增减、要么部位作了挪移，多是被某些宗教所利用、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违背造字规律、“改造”、“意会”、“御用”而成，如《推干就湿恩变图》题识中表现出来的父母恩重情景，其爱借助于宗教背景，达到了统治阶级通过世俗化的说教形式实现社会和谐统一的目的。

　　（作者系重庆文理学院科技部副部长兼学科办副主任、研究生处副处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大足石刻铭文书法艺术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