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贯穿中国历史（望海楼）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了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讲话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贪腐误国，在历朝历代都是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以至于近代学者王亚南断言，中国二十四史是“一部贪污史”。可是，我们也看到，廉洁不阿的志士、刚正守法的仁人，史不绝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光辉记忆；我们还看到，一些时代查处贪墨官员所用的酷刑严典，今日读来也令人咋舌。因此，一部中国史也不妨看作是“对贪腐的斗争史”。

　　和腐败行为做斗争，中国古代有很多故事，归纳起来，一是靠自律，二是靠他律。春秋时期，齐相管仲曾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里的“四维”，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礼义，“治人之大法”，讲的是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他律；廉耻，“立人之大节”，是追求个人特别是官员的道德修养，用现代话说就是价值观教育，自律。这两个层面，双剑合璧、内外兼修，古人以此来维系一个国家清正廉明的政治文化传统。

　　在自律和他律的反腐历史中，自律的水平比较高。比如东汉的杨震去做太守，有故人送黄金，自谓“幕夜无知者”。杨震回答他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孰为无知者？”至今各地还有不少杨姓宗祠号“四知堂”，就是纪念先祖的廉洁之风。以杨震为代表的廉吏，其自律并非无因之果，而是来自他们侵润其中的文化传统。

　　中国今天依然强调“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因为这是历史上的廉政模范和贪墨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共同给后人留下的结论。一名官员，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做人都已丧失根本，难道还能指望他做官守住底线吗？

　　由于大小官员并不是个个都能把圣贤的教导化作执政实践，因此就需要监管，靠他律反腐就是必须的。各朝各代都有一些制度来约束官员，却始终没能走出越反越腐的怪圈。明朝对官员尤其苛刻，工资水平史上最差，而且制度条文上对腐败行为几乎是“零容忍”，据说贪墨60两银子就要剥皮斩首，但是也没有挡住各级官员前腐后继。和朱元璋相比，唐太宗李世民要温和机智一些，有一次他发现大臣长孙顺德受贿数十匹绢，于是召开干部大会，说“长孙顺德接受这种贿赂，说明他家缺少足够的绢”，于是当场“赏”他相等数量的绢，要求他亲自背回家去。贞观号称治世，但从大将李勣临终遗言引房杜为戒的话看，即使房玄龄这样的名臣，也未必管好了家中的“官二代”。

　　中国古代教训说明，反腐败要多管齐下，要讲道德基础，更要有制度建设，靠从上到下的单一监管是不够的。唐太宗和风细雨，明太祖霹雳雷霆，但他们不是神仙，一天工作24小时也管不了天下官员，到了王朝后期，不要说接班人能力不如他们，就是出现有干劲有水平的统治者，也只能有心反腐、无力回天，眼睁睁看着自己掉进历史周期律的深渊里。因此，毛主席对黄炎培说要走民主新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强调群众路线，只有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反腐败才能摆脱越反越腐的“怪圈”。

　　（作者为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