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邸报》出版于明熹宗天启年间,是迄今为止第一次被发现的明代《邸报》的原件,也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古代《邸报》原件。
这份《邸报》原件的出现,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以下的信息。即:一,证实了明朝末年已经有了公开的为公众发行的名为《邸报》的这种民办的报纸。证实了当时有人发行《邸报》,有人“以送《邸报》为业”,有不少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载了他经常看《邸报》,天天有《邸报》可看,这些都是事实。二,证实了明末的天启年间已经有部分报纸采用雕版印刷。从这份报纸的纸张和字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用明时制作的质量较差的廉价纸张和近似于仿宋的长方形书写体雕版印刷的。证实了我曾经说过的,“(明朝中叶以后)发行量比较大的时事性政治材料使用印刷手段,万历到天启这一段时间,估计仍然是手抄和雕版印刷两种方式并存”的这一说法,大体符合实际。三,上述的民办报纸,在当时已经开始使用了名为《邸报》的正式报头。这也是当时人对《邸报》有种种异称,但仍以《邸报》作为最常用的称谓的一个原因。四,《邸报》可以是书册状的,也可以是单页的。
这份《邸报》就是单页的。估计在《邸报》发展的历史上,单页的形式出现在前,书册的形式出现在后。单页利于抢时间,便于及时书写雕刻印刷出版。书册则可以扩大信息的含量。更多地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五,从这份《邸报》的页面上,还看不到出版这份报纸的民间报房的“堂”名,或发报人的姓名。说明这是当时编、发这类《邸报》的民间报房业(即所谓“抄报行”)的通例。当时报房业之间的竞争还没有十分激烈,报房业者的品牌意识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些都是值得新闻史研究者关注的。
长期以来,古代新闻史的研究,主要靠的是正史、野史、日记、尺牍、文集、公私档案和其他历史文献资料。除了伦敦和巴黎收藏的两份《敦煌进奏院状》,少量的清末的报房《京报》和前引的那份明季的《急选报》外,鲜有实物作为佐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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