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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芳，这位乡村医生，第六年从河南开封农村来北京开人代会。他是上届代表的“独家”村医，听说今年云南团一下子来了3名村医，老马坐不住了，琢磨着去“寻亲”。
晚上7点半，记者跟马文芳来到云南团驻地，“索道医生”邓前堆和陈文琴、方连英代表一齐忙上来招呼。素未谋面，却因相同的职业一见如故。爽朗的笑声中，3位村医谈起了他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如何为村医同行鼓与呼。
“基层村医最难的，是待遇和养老。”5年提了100多条建议的老马，今年打算接着提。他随身带着一沓A4纸，上面写满了建议，这可是老马跑了3个省18个县100个村调研出来的。他说当医生45年，每月能拿700元公共卫生服务补贴。可再过3年满65岁退下来后，每月就只能领300元补助了。
“300元虽不多，却也比我们的待遇好。”邓前堆说他们退了之后，一分钱都没有。聊到这儿，屋里热闹的空气，突然有了短暂的凝滞。的确，虽然同在农村，但村医和乡镇医院医生的待遇却有着天壤之别。村医没编制，处在最底层，为农民健康奉献出最好的时光，老了却很少有保障。陈文琴说：“希望以后能有像样的退休待遇，不然哪还有年轻人愿意做村医？”
“像俺这种老人，以后管饱饭就行。但年轻人啊，没个像样的身份可不行！”他建议，应参照民办教师的身份转变，将村医人事关系纳入国家统一管理，这可关系到全国超过100万村医的切身利益。他这么一说，屋里气氛又热了起来。方连英起身拿出一个笔记本，手写的建议字字工整，除了改善村医待遇，她还提出改善村级卫生室条件、稳定村医队伍等好几条建议。
谈建议，论前景，不知不觉3个钟头过去了。谈话间，马文芳已经接到好几个村医打来的电话，老马每次都大声说，“以前只有俺一个村医代表，今年云南来了仨，这一次，咱真的有人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