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盛唐

　　唐朝是一个可以梦想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因为唐朝正处在一个社会变迁与转折的关键时期，豪强士族已经衰落，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兴起；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时也为各个阶层人民带来了希望。

　　1  唐朝是一个可以梦想的时代

　　黄粱梦的故事中，卢生在小店里向一位道士发牢骚，说自己尽管念了很多书，但却不得发达。道士就给了他一个枕头让他睡觉，他梦见自己科举及第，一步一步做到高官，最后封燕国公。卢生梦醒时，发现店主的一锅黄米饭还未煮熟。

　　卢生的经历不是杜撰，而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就是开元时期著名的宰相、文学家张说。张说，祖籍北京，后迁居山西，最后到洛阳，虽不是农民出身，却家境贫寒。后来通过制举及第，一步一步做到了宰相，最后封燕国公。黄粱梦故事中卢生的经历，基本上是按照张说封爵的经历来写的。张说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之所以能够官至宰相，封燕国公，一方面在于他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发展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在于唐代科举制度的特点。

　　唐朝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即“常贡之科”，是常年按制度举行的科目。常举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等六科。唐朝通过常举来选拔具有较高才能的人担任一般官吏，这些官吏只能根据四年一次的考课成绩，逐级升迁。对于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往往通过制举来选拔。制举由皇帝临时下制诏举行，考题一般都是当下一些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通过考试来考察参试者的政治见识、政治见解。通过制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往往担任秘书郎、监察御史等官职。这些官职不受考课的制约，可以越级升迁。

　　沈既济写《枕中记》是在唐德宗时期，即公元8世纪末。《枕中记》以开元七年作为开头，以梦醒作为结尾，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说明开元时期是一个可以梦想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到公元8世纪末，对于意图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来说，终究是黄粱一梦。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唐朝思想比较开放，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唐朝编《隋书·经籍志》的时候，把传统文化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史、子、集四部在以前也有人提出来，但是真正地作为一种图书分类，作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分类还是从唐朝开始。

　　唐朝对一般人的素质要求就是“博通经史，善说文”。唐朝非常重视经史知识，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素养，主要是看他有没有深厚的经史知识。“善说文”，就是能不能写文章。所以写诗成为当时人们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唐朝对于各种文化，包括外来文化、宗教文化，都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它的优点，都应该很好地吸收。唐朝社会生活也比较开放，这从当时妇女的服饰就可以看出来。不仅如此，妇女的活动空间也扩大了，寡妇可以再嫁。

　　开元天宝时期是黄金盛世

　　中国古代向来把“大同”思想作为最高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中讲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样一个“大同”境界，在唐朝以前都认为是一种理想的世界。到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尽管此时经济尚不发达，但是政治亲民，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被野，民风纯朴，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种情况和“大同”境界有几分相似。唐朝不仅出现了贞观之治，还出现了开元之治。开元天宝时期社会安定，民风纯朴，虽然不及贞观年间，但是它有着空前繁荣的经济，绚丽多彩的文化，国势极为昌盛。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有人说唐朝从此中衰，其实并不符实。安史之乱后，唐朝一度陷入混乱，经济受到破坏，地方藩镇割据，但是这些问题都逐步解决了。唐朝真正出现衰象是在9世纪中期，但不论是唐朝初年贞观时期，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后期，和开元天宝时期相比都缺了一点东西。唐朝初年可以称得上是昌盛，但是经济并不繁荣；唐朝后期，经济的繁荣大大超越了开元天宝时期，但又谈不上昌盛。而开元天宝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开放，国势昌盛，是真正的黄金盛世。

　　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

　　实现统一是每一个帝王的最高理想之一，唐高宗时期把中国的疆域扩展到了巴尔喀什湖流域，使唐代疆域达到了最大。唐朝一些民族结束了长期停滞的原始阶段，打破了孤立发展的状态，建立了政权，扩大了交流空间，加强了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开始走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2  唐朝留给我们什么

　　唐朝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回想一下，我们最早接触到的唐代的东西是什么？是唐诗。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活动空间的扩大，我们就会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唐朝遗产。从欧阳询的《九咸宫醴泉铭》到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从唐三彩、铜镜、金银器、西安的大雁塔、四川乐山大佛，到阎立本的《步辇图》、西安唐墓壁画、敦煌壁画，不论是考古发现的各种文物和分布在各地的各种文化遗存，还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各种历史文献，都使我们感觉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唐朝。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看不见的，那就是作为唐朝文化遗产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

　　唐朝是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

　　高瞻远瞩，胸怀开阔，勇于进取，积极向上，朝气蓬勃。这就是文学史家林庚先生所说的“盛唐气象”。林庚先生指出盛唐气象“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他进一步解释说：“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

　　从各种思想、宗教(儒、释、道)和文艺形式(诗词、书法、绘画、雕塑、乐舞)的成熟，史学、地理学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并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来看，唐朝的确是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

　　唐朝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思想材料，包括外来佛学中的许多思想材料，最大限度地吸取各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包括民间的，以及十六国以来传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舞、绘画、雕塑，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气派，又含有异域风采的，绚丽多姿、光辉灿烂的文化。

　　例如，唐朝的经学，一方面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另一方面又结合历史，根据唐朝初年实际情况加以运用。唐初的经学不仅是思想家的经学，也是政治家的经学。君臣论治是言必五经，语必诸子，都是引经据典，但又不生搬硬套，而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发挥。因为唐朝初年的经学是与实际密切结合的经学，所以说是平易近人、生动活泼、具有丰富内容的。从唐初经学发展的过程来看，《群书治要》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对五经学习的重点。《贞观政要》可以让我们看到唐初政治家学习、运用和发挥的过程。《五经正义》则是对唐初经学的记录和总结。

　　丰富的治国思想和政治文化

　　贞观君臣论治所涉及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是在理论、历史和唐朝初年现实情况相结合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一次总结和发展。它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亚洲一些国家历史的发展。

　　隋唐时期，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束了家国一体的传统。伴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皇帝在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同时，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唐太宗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是唐太宗总结隋末动乱的教训得出的理论，强调皇帝与民不仅是依存关系，而且是举用关系，皇帝的权力来源于民。

　　贞观初年，唐太宗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并进一步提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这是唐初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的理论基础。

　　唐太宗还明确提出了“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把“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作为人君的最高准则，同时对大臣也提出了“坚守直道”和“灭私徇公”的要求。古代的帝王提出灭私徇公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唐朝处在一个社会转折时期，处在一个王朝新的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很多超前意识的萌芽，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在当时只可能短期地实现，却不能长久地实行，但却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思想或者制度。

　　同时，决策由内廷走出来，由政事堂、中书省、门下省等相关部门及其官员和皇帝按一定程序完成，皇帝成为国家的最高负责人。例如唐朝的决策由宰相在政事堂讨论，讨论以后由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之后报给皇帝，皇帝批准了方可执行，不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皇帝是不能发令的。这是唐朝在政治体制上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此外，唐代以考试选用官吏的制度和科举制度奠定了此后历朝培养和选拔官员制度的基础。而唐玄宗时期提出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没有担任过州县官不能担任中央的中高级官吏，也成为唐以后各朝选拔中央官吏的基本原则。

　　扩大对外交流，形成汉字文化圈

　　唐朝有开放的、兼容并蓄的胸怀，对外交往的地区和交流的内容都有所扩大和发展。唐朝与亚洲各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唐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唐文化圈），确立了东亚文化的特色。在韩国的庆州，日本的奈良、京都至今还保留了不少具有唐文化因素或直接来自唐朝的文化遗存。

　　3 支撑唐朝发展的三个因素

　　公私仓廪的丰实

　　公私仓廪丰实的前提是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土地开垦、人口增殖、新的居民区的出现。人均粮食的提高集中反映了唐代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公元8世纪唐朝人均粮食达到700斤。除了天时、地利（气象、生态）等自然赋予的条件，生产技术（冶铁技术和农具的改进，南方先进农具江东犁的发明和普及，以及耕作制度的改进，轮作复种制的实行）、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小农的大量出现，土地重新集中和租佃制的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措施，是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手工业、商业城市和集镇的发展

　　唐朝手工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引进的方法，把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带到南方，使江浙一带的丝织业得到极大发展；另一方面开始有了一些地区性的分工。陶瓷业成为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瓷器开始大量出口。茶叶等经济作物开始大量种植，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村出现集镇，城市面貌发生变化，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外贸易的发展

　　唐初重新开通了传统的丝绸之路，接着又新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也称作陶瓷之路。唐的商船直航波斯湾，并与非洲东海岸有商业往来。对外交流的地区和国家比过去扩大了许多，远至波斯湾乃至非洲东海岸。从新航路的开辟来说，比郑和下西洋（1404年）要早六七百年。

　　4  制度和法律保证了唐朝的发展

　　三省制规定重大决策需经宰相在政事堂讨论，再由中书省起草文书，门下省进行审议，然后报皇帝批准。不通过中书、门下，皇帝也不能随便发号施令。唐朝还规定“凡制敕不便有执奏者，进其考”。这是说对于皇帝下的命令，凡发现有不合适的，提出意见，在年终考评的时候，可以提高考评的等级。在决策和发令上，《唐律疏议》卷十《职制》有这样的规定：“诸制书有误，不即奏闻，辄改定者，杖八十；……知误，不奏请而行者，亦如之。辄饰文者，各加二等。”这就是要求参与制书起草、行下各个环节的人员，发现制书有误，要马上奏闻。贞观四年唐太宗“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强调的不是皇帝说的都是对的，皇帝决定的事都必须执行。而是反复强调，经过皇帝批准或同意的诏敕都可能有不稳便处，要求群臣“皆须执论”，始终把保证决策的正确放在第一位。

　　唐朝运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令式规范了各级政府的组织机构和职掌，明确规定了官员组成及其职责范围；规定了公文处理的程序和程限，政务的处理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程式。四等官制按政务处理程序把官吏分为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明确了各级官吏在公文处理过程中的地位和责任。律令和各种制度，包括勾检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考课制度，规定了各种监督百官执行的制度。对官吏失职、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也从法律上规定了具体的处分办法。这些做法基本上为以后各朝所承袭。

　　吴宗国，1934年生于南京市，祖籍江苏如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先后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学系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北京历史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历史学科隋唐五代史分支主编，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审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