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前夕,我随国内一个旅游团去埃及。旅游团50多名成员,有骄傲之人,忧郁之人,天真之人,狡猾之人,俨然一个小社会了。小社会游走他乡,连听带看,满脑子新鲜事,自然有无穷话题,但经常谈起的却是故国春节,而且语多抱怨——
有什么呀?不就是吃喝拜年放鞭炮嘛。吃喝没劲,鱼啊肉啊,啤的白的,过不过年都一样。还不如恢复票证呢。放鞭炮污染,还炸出来缝六针的大口子。中国人报喜不报忧的毛病都是拜年拜出来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呼呼往上冲要红包,分浮财似的。现在这伙新新人类智商忒高,你给他压岁钱他不道谢,他先对着光看,看见暗藏的伟人头了,这才咕咚给你磕个头。应该给国家打报告,把春节取消算了,省得电视台那帮小子总挨骂。应酬太多,都是爷,得罪不起。价码越抬越高。拎个果匣子看老丈母娘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抱怨完了又庆幸,这回好了,总算躲出来了。眼不见,心不烦。过去杨白劳躲地主,现在我们躲春节。春节啊春节,拜拜了您哪,您再有能耐,还能追到埃及来?
埃及的确是躲年的好地方,金字塔光溜溜的,狮身人面像静悄悄的,一点“年气”看不出来。躲年的中国人无牵无挂,优哉游哉。有时一高兴,还踩着异邦鼓点跳舞,或者穿上阿拉伯袍子,跟当地老乡手挽手,照一张水乳交融、乐不思蜀的纪念像。
但是,随着年关的临近,好像有谁在远方遥控,全团男女老少的情绪逐渐起了变化。
农历除夕清晨,有人闷闷不乐,认为早餐难吃。
除夕上午,参观萨拉丁古堡和阿里清真寺。在这两个天下闻名的历史胜地,中国人步履匆匆,一走一过,显得有些焦躁,有些心不在焉。参观完了,旅游大巴徐徐往回返。
开罗城里楼是楼,树是树,一切如往日般正常。忽然,车上有人大喝:“停车!”大胡子司机一怔,赶紧刹闸。
全体中国人蜂拥而下,三步并作两步,钻进一座建筑物。
街上熙来攘往的埃及人全愣了。黑衣巡警见状,迅速围拢过来。
建筑物是电信局,算是要害部门,但中国人没干别的,只是争先恐后掏腰包,买一张薄薄的电话卡。大厅里,一长排电话间随即爆满。手脚慢些的,又涌到门外。门外有十多个电话亭,转眼工夫被中国人统统抢占下来。没手机的抢电话,有手机的也抢,因为手机不好使,通讯卫星管不着这一段。
埃及警民越发迷惑不解,这是怎么了?没听说世界上有什么大事啊?
谁说没有大事?你们这边才是中午,我们那边已经到了晚上,不是一般的晚上,是除夕夜!阖家团聚的时刻。十几亿口子人一起吃年夜饭,不是世界大事是什么?
线路纷纷接通,喂喂声四起,拜年,祝福,询问做了什么饭菜,放没放鞭炮,包没包饺子,煤气足不足,天冷不冷,她给我打电话没有?电视晚会快开始了吧?谁当主持人?外婆身体不好,不一定看完。我爹少喝酒,多吃菜。囡囡别淘气,给你买好东西了。这边不行,连个春联都看不见……电磁波载着大家的话语噌噌往中国飞,没有一句是要紧话,也没有一句不是要紧话。
那一刻,焦躁之人安稳了,狡猾之人诚恳了,忧郁之人欢乐了,欢乐之人更欢乐。全体躲年者喊叫着,喃喃着,一起向“年”迎上去。天特别蓝,太阳特别亮,老天爷——分工负责中国的那个老天爷,他老人家一定在往埃及这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