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班高峰时段重点区域“打车难”,也成为眼下正在举行的政协北京市十二届一次会议的讨论热点。市政协委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机关服务中心主任王国镇认为,北京市对于出租车业的基本政策是数量控制、价格管制、特许经营。“份子钱”由出租车公司定,司机完全没有议价权,打击了出租车司机的工作积极性。他在撰写提案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出租车司机对“份子钱”过高、休息时间短意见很大。
事实上,与出租车司机的惨淡度日相比,出租车公司的收入着实惊人。仅算“份子钱”,单班车每月5175元,双班车每月8280元,一个管理300辆车的分公司每月就能收上200多万元。这笔数目庞大的进账旱涝保收,只多不少。出租车公司没有承担任何市场风险,它只管每月向司机收固定的份子钱,不用承担油费、维修、保养、事故等负担,而且份子钱只会涨不会跌。
与高收入相比,出租车公司的成本却极其低廉。据估算,在5175元的“份子钱”中,除去公司的运营成本和为司机缴纳“三险一金”的费用,纯利润就高达近3000元。
数量管制政策将出租车行业变成了一个高利润行业,牌照的所有者都因为缺少竞争而能够赚取垄断利润,而真正干活的出租车司机收入水平偏低、怨言不断。这才是北京打车难的最深层原因。因此,开放出租车行业准入、放松数量管制政策、破除垄断利润和调动行业内各种要素的积极性等改革措施已势在必行。
对此,程汝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他说,在美国,出租车司机也会交给车行份子钱,但都是在赢利之后。车少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应该放宽出租车行业准入制度,让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到这个行业来,形成竞争。这样才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