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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创立于1872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招商局，今年迎来140华诞。它是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是洋务运动至今仅存的硕果，在十九、二十、二十一的三个世纪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是一部百年不衰、薪火相传的商业传奇。
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招商局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等许多重大社会、政治变革，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又是一部百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见证史。
纪念招商局、总结招商局、评价招商局，乃至于继承招商局，都需我们有历史的视野、全局的高度，将招商局置诸140年的历史长河中，置诸国家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去研究和评判。
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曾指出，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有三种，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我们总结历史、纪念历史，其最终目的，都是要从历史中发现规律、汲取智慧、获得启示，建立思维与认识的框架，以更好地指导未来。
招商局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的开拓者与代表者，一直是研究中国企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样本，据目前所查到的资料，最早在1935年即有学者发表研究招商局的论文。自此近80年来，海内外不少论者从诸多维度对招商局的发展，包括其成功与失败、辉煌与不足、启示与教训等，都作了深入的阐述，我以为都很宝贵。集其要者，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框架，即：一个大的背景、三个重要关系、五项关键因素。
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研究、总结招商局的百年历史，必须要把它置于中国百年近现代化进程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招商局是这一进程的开启者，也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很少有这样一个商业机构，与国家的近现代化进程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有如此漫长的同行。因此，研究、认识招商局，一条贯穿的主线、一个不变的背景就是国家的近现代化进程。
三个重大关系，就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招商局历史的特殊性，要深入地研究、认识招商局，就必须要深入地研究、认识三个方面的重要关系，即商业与国家的关系、商业与政府的关系、商业与时代的关系。
五项关键因素，就是回归招商局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的本身，探讨支撑其经营成功、常青不衰的商业基因到底有哪些方面，其中有五项关键因素尤其值得我们总结和继承。
我想围绕这样一个框架来认识、总结招商局140年的历史。
(一)
招商局发展的140年，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百余年，其中一条主线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所谓近现代化，就是“modernization”，近现代相对于传统而言，近现代化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理态度等多方面的变革。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漫长而至今未竟的进程。
招商局的创立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进程开启阶段一件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概括而言就是：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虑后千百年长治久安之计，开千百年未有之举。19世纪中下叶，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闭关锁国多年的中国大门，也动摇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根基。面对民族危亡，仁人志士们多方探索出路，其中之一就是兴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初始以学习西方创办军事工业为主，以求“兵强”，但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主事者逐渐认识到，只有“富”才能“强”，因此转而学习西方创办民用工业，招商局就此应运而生。
作为一家商业机构，招商局固然是在“谋利”的考虑下创办的，但它的创办，不仅是谋一企之利，而是谋举国之利；不仅是谋一时之利，而是谋万世可行之利。
招商局创办人李鸿章即曾明确指出：“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创办招商局)乃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李鸿章把招商局的创办当作“洋务之枢纽”，其后又称之为是他“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寄予的期望之高非同一般。
招商局的创办也得到当时许多中外人士的积极评价，时人称“中国制造枪炮，彼人毫无猜忌，惟招商局之设，则(洋人)群怀隐忧。此实中外大局一关键”，还有人评价到：“中国办理海疆十余年，惟招商局深中肯綮”、“创立此局(招商局)，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谋。……(国家)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
招商局的创办之所以被寄予如此大的厚望、被给以如此高的评价，原因也许可以用李鸿章的一句话来解释，即：“冀为中土开风气”。也就是中国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由此从“器”(器物)的层面，开始上升到“气”(风气)的层面，也由此使得变革开始触及到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根基。其所开之风，其核心就是在中国开了“商”的风气，在一个几千年“抑商”的国度，开始“重商、崇商、兴商”，使整个国家的发展路向开始转变，也就是李鸿章所言：“以商务立富强之基”。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一是在理念上第一次把“商”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不重视“商”的作用、“商”的力量，正如清末的一份上谕中所指出“(中国)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创办招商局，是整个国家第一次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一场重大探索中，把发展商业、振兴工商作为一个重要的路径与方向。国家命名了第一家以“商”为名字的现代公司：China Merchants。全社会开始把目光投向“商”的领域。招商局也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商战”的概念。招商局早期领导人、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在时人中较早指出：“商务乃国家之元气”，并更进一步提出：“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习兵战不若习商战”，这种种思想在当时不啻为社会思想界的一声声惊雷。
二是在人才上第一次把国家的社会精英吸引向“商”的领域
中国自古有“土农工商”四民之分，社会精英热衷于“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得志则做官食禄，争权夺位；不得志则吟咏啸傲、孤芳自赏，即使穷困潦倒，亦不肯从事经济活动以自养，更不肯亲身参加工商业经营”。中国传统的商人们也多是“株守故业，营营役役，计较锱铢，无它思想”，对社会政治事务缺乏关心、缺乏使命与担当。招商局的创办第一次使商人直接参与到了国家的社会、政治变革中，从社会的边缘走到舞台的中央，逐渐成为一支能与其他社会力量相抗衡的有代表性的力量。招商局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精英参与到了自身的行列中，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才资源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三是在资本上第一次把社会资源向“商”的领域集中
有学者把招商局的创办视作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第一次社会动员。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赚钱后多用于置地与消费，社会闲置资金很难转化为工商业资本。据有学者统计，当时社会对工商业的投资仅占整个社会收入所得的1%。招商局的创办，向社会公开“招募商股”，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中的第一次社会资本动员，开始把资源向“商”的领域吸引。招商局虽然经历了初始的招股之难，但动员全社会资源发展工商业，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
四是在制度上第一次把“公司”引入中国，为“商”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es Murray Butler)曾这样总结“公司”制度的意义，他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近代人类历史中单项最重要的发明，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得大打折扣”。
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信用工具的发行，是资本合理积聚的一种手段。股份公司尤其是属于这一项目的”。
中国晩清也有学者深刻地认识到“公司制度”的巨大作用，曾指出“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这些国家)之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因此，“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家公司，一改中国数千年社会集掖资本纯靠商帮亲缘关系的传统，而开启了一个“陌生人合作”的制度平台，这是对中国经济走向近现代化的一个重大贡献。
1883年《申报》曾评论：“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因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虽其中有成与不成之分，然其一变从前狭隘之规则”。这使得中国商业组织从此走上“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的道路。
当然，除“气”(风气)的层面外，在“器”(器物)的层面上，招商局也做出了诸多贡献，如：创建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商船队，开创了中国近代采矿、冶炼、纺织、电信等诸多新兴产业领域，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贡献良多。不过，放到一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看，我们更看重招商局在“开风气”方面的贡献。
著名经济学者陈志武先生以颇具浪漫情调的笔触所写到的那样：“一百多年前，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时，那可是一件历史性事件。那件事除了标志着‘中国人从此有了自己的蒸汽轮船了’，更重要的价值是，它开启了中国社会里商业组织现代化的历程，这一历程是中国经济崛起、工业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晴雨表”。
马克思曾说过，商人对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招商局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百余年同行的历史，就是以招商局开“商”之风气为始、不断以“商业成功推动时代进步”的百年历史。
(二)
招商局1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招商局也几经沉浮，经历了众多的艰难曲折。其衰其兴、其误其成，固然有招商局作为一个商业机构运作的原因，也折射出百余年的国运盛衰、政商关系、时代变迁。因此，回顾、总结招商局百余年来的成败得失，就必须要认真总结、审视三个重要关系，即：商业与国家的关系、商业与政府的关系、商业与时代的关系。
一是商业与国家的关系
“国计商情”，是招商局从创办起就认真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招商局早期领导人盛宣怀曾经讲过，既要“谋商情”，又要“筹国计”，二者应“息息相通，生生不已”。招商局从其自身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刻领悟到一点，就是：“国运即商运”。任何一个企业，虽然其经营地域无国界，但其不可能孤悬于国家、民族发展轨道之外，国家的命运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国家稳定繁荣，国民经济稳步增长，百业振兴，国强民富，企业就能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国家内外交困，国民经济衰落，国弱民穷，各项产业凋敝，企业就得不到持续、良好的环境支撑，难以成长。因此，当今世界500强的企业，大多出自于政体稳定和经济发展、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招商局过去100多年来，在晚清和国民党时期，虽然有过初期的短暂辉煌，但其后由于国家动荡、战乱频仍，发展基本上长期处于缓慢或停滞状态，有几次甚至险遭灭顶之灾。有学者曾专门对比了招商局与创立于1870年的日本邮船会社二者后来不同的发展路径与命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招商局发展之所以逊于日本邮船会社，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戍变法等未能成功改变中国的国运，而日本明治维新则把日本从一个传统国家改造成为现代国家。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与进步，经济建设的点滴成就必然是极其有限的。解放后，由于国家政权的更迭，老招商局被迫解体，从此沉寂于香江一隅，直至迎来新的改革开放时代，才使这家百年老店重新走到历史的前台。
国家兴则企业兴、国家强则企业强，反之，国家乱则企业衰，对此我们有着深刻的感悟。
也正是理解到企业与国家命运的息息相关，招商局把自身的发展同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近现代化进程有着两个重要主题，一个是“强国富民”，一个是“救亡图存”，招商局在这两条主线上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发展工商业以“强国富民”的同时，招商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都挺身而出，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站在民族大义的一边，如：19世纪末抗击殖民侵略的运兵捐饷、辛亥革命的抵押借款、抗日战争的大义沉船、解放战争的毅然起义等，无不彰显出招商局“筹国计”之殷，这也积淀形成了招商局“与祖国共命运”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今天的国家富强，为招商局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和广阔的空间，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弘扬招商局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主动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在实现国家战略、推动国家繁荣中取得企业的发展。
二是商业与政府的关系
著名历史学家刘广京先生曾说过“政商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课题”。招商局14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首创了中国特有的“官督商办”体制，并成为当时洋务运动所办新式企业的通用模式。后来又经历了商办、国营、股份制改造等多种模式，政商关系一直是伴随招商局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影响招商局发展的重要因素。回顾、总结招商局的历史，政商关系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并应给予理性的分析。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国家，在早期工业化、现代化中，单靠私人资本不足以启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家资本必须参与其中。据统计，洋务运动开展30年以来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占资本总额的77.6%，商办只占22.4%。国家资本在工业化中的参与，带来的一个必然问题就是政商关系如何处理。
招商局140年中，经历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也经历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同时自身实行过从官督商办到股份制等不同的管理体制。在每一种制度、体制下，招商局都有发展快的时候、也有发展慢的时候，政商关系的处理不在于去政而存商、也不在于去商而存政，二者不是矛盾对立的。
实践证明，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都是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于二者能各制其事、各有其度、互相制衡、互相促进，也就是学者所言的“取得国家与商人之间的平衡”。
招商局创办人李鸿章对于企业按商业规律办事始终坚持不渝，他曾明确指出：“(招商局)事属商办，宜照买卖常规”、“商务应由商任之”，政府只应尽政府应尽的责任，即“赖官为维持”。所谓政府须维持的事项，就是要“立商律、谙商情、恤商艰、护商权、育商德”，以及在商力有不逮时国家给予相应的支持。
李鸿章曾言：“(办商务)与别项官事稍有不同，只能综其大纲，略其细故”。若政府直接干预、控制企业经营，则必然带来诸多问题，梁启超曾谓之“代大匠而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
招商局史专家黎志刚研究指出：“招商局最初10年较为成功，是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公司商人管理的自主权之间平衡的结果，特别是李鸿章对度的把握比较好”。但政商关系的处理，如果只是系于主事官员个人的水平、见识(如最初10年李鸿章的“力主由商任之”)，则终不长久，这一点郑观应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傅相(即李鸿章)不能永在北洋，又不能保后任如李傅相能识大体，借此兴商”，“日后直督换人，若所委总办假公济私者，流弊不堪设想”。因此他提出必须要借制度来规范政商关系。
1904年大清《公司律》的诞生开启了规范政商关系的制度先河，但这方面的制度体系在中国一直不够完善，使得包括招商局在内的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资本为主的企业，经常受政商关系的影响，“官样足，则商人离；官气少，则商情恰”。因此，梁启超曾大声呼吁：“试有人问我以中国振兴实业之第一义从何下手，吾必答曰改良政治组织，再答曰改良政治组织，三则亦曰改良政治组织”。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中国企业的产权、自主经营权得到有效保护，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和完善。政府在放权的同时，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政商关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招商局能在今天发展到其历史的最好水平，与此不无相关。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可以期待，政商关系在今后的中国会有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继续推进招商局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更加良性、积极的政商关系。
三是商业与时代的关系
中国古语曾有云：“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就是大概每三十年，时代会有一次巨大的变化，包括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方面。招商局历经140年，这样的“道更”已经历了近五次，也就是已历有“五世”。实际上，随着二十世纪以来经济、技术方面进步的加速，这样三十年潮流为之一变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加快。招商局历经“五世”之变至今仍能常青不老，源于招商局的创新精神，即它能不断回应时代提出的新的命题。
当年招商局创办时在各报刊登的启事中，即对自身的设局宗旨有过明确表述：“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从第一代招商人起，就在我们的基因里埋下应变、创新的种子。其后，在每次大的时代变革面前，招商局都能把握大势、立于潮头，以创新的精神应对变化，如：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招商局作为排头兵走在了国家许多改革的前面，也把自身从一个单纯的航运企业转变成为一家综合性的企业集团；在全球化和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又紧紧地把握住机遇，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今天，全球经济格局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都又处于一个重大变化的时代，给百年招商局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我们同样要以创新的精神，通过不断地审视我们的战略、我们的管理、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的文化等，来应对变化、迎接挑战、把握机遇。
德鲁克曾言：面对变化，我们只能走在变化的前面。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尤其要学习招商局前辈们的精神，善于把握大势，善于得风气之先，以变应变、变于变前。
(三)
在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以及国家、政府与时代的宏观层面考察招商局百年历程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回归其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的本身，从微观角度考察其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商业基因。总结起来，如下五项关键因素不可或缺：
第一项关键因素是人才
郑观应曾讲过，企业的发展壮大，“要而论之，得人则兴，失人则败，故欲事之兴，惟在得人而已”。招商局历史上的两次辉煌和每一次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其重要因素之一都是得益于人才的聚集。
企业人才，首先在于领导之才。梁启超曾言，“盖为一小国之宰相易，为一大公司之总理难”，“今世生计界之竞争，其剧烈殆甚于军事，非具有生计学之常识，富于实际阅历，而复佐之以明敏应变之天才，以之当经营之冲，鲜不败矣”。作为企业领导，固然要其智足以权变、其勇足以决断、其仁足以取予、其强足以能守，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担当精神和使命感。
创办招商局在当时为千古未有之举，凡“非常之举、谤议必兴”，在重重阻力中，李鸿章曾言“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并言“世人皆怕谈、厌谈洋务，但吾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可以支持焉？”，因此他“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这样的担当精神和果敢任事、舍我其谁的气魄，百年后读来仍令人心生钦佩。
招商局第一代领导人唐廷枢亦曾言：“天下事，谋远者，不计利；创始者，难为功”，他明知当时领导招商局很难一时取得成绩，但发展民族航运业的使命感促使他毅然抛弃洋行大班之位而加入到招商局行列中来。还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赵铁桥不畏生命危险大力推行整顿、刘鸿生不支一薪义务服务招商局、袁庚不惜晚年政治生命在蛇口推动改革等，都成为招商局领导人的典范。
招商局百年不衰与有这样一批值得尊敬的领导人有很大关系。这种抱负远大、看重使命、坚持目标的弘毅精神是值得今天每一位招商局经营管理者所效仿的。
招商局对于各类经营管理专才也一直以来给予了高度重视。
盛宣怀曾言：“必欲造就后起之秀。凡成事者优予拔擢，偾事者严予惩处，则人才何难兴起，权利何难尽收”。
招商局创办之初，就把培养和使用各类专业人才列入《局规》之中，并在后来通过资助新式学堂以及直接办学，造就了中国第一批自己的航海高级管理人员与技术人才队伍。
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招商局首创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开发区——蛇口工业区后，也是首先在人才政策上试行改革，通过公开招聘，抡选真才，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支撑了蛇口工业区乃至于今天招商局集团作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
今天的招商局事业，正在向国际化拓展、向新的市场领域拓展、向新的战略方向拓展，人才是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在企业营造良好的机制，吸引大批人才加入到招商局的队伍中来，真正形成用人唯贤、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活泼局面。
第二项关键因素是务实
招商局从创立起就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兴洋务、办实业，通过一步步坚实的努力为民族的进步做出贡献。招商局的创业者们崇信：“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不希望“论事之人多，任事之人少”，要抛弃清谈玄议，真正做实事、务实效。
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局再次大力倡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第一。在新世纪的调整重组中，我们又明确提出不仅要把企业做大做强，更要把企业“做实”。崇尚实干、尊重实情、看重实效，始终是推动招商局不断前进的动力。
第三项关键因素是开放
招商局以“设局招商”创立、以轮船航运起家，与生俱来以江海为伴，有“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胸怀。在企业经营上，一百多年来，地域不分东西南北，市场不分海内海外，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招商局创立十年，招商局的船队东行美国旧金山，西至英国伦敦，东南亚已是招商局的近洋航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局又独资开发了新中国第一块对外开放的土地──蛇口工业区，面向香港和世界，开招商引资之先河，彰显了招商局突出的开放精神。今天，招商局在国际化的步伐上进一步加快。
同时，招商局在开放中重视学习，身上流淌着学习的血脉。从学习使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现代轮船，到学习使用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从大胆引进使用外国航海人才，到以无远不屈的气概“走出去”远航英美；以至在改革开放伊始，学习许多西方先进理念应用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等，招商局一直是以学习的胸怀来面对先进事物、面对不断改变着的世界。不断地学习进步成为了招商局这一常青之树的扎地深根。
第四项关键因素是竞争
招商局从创立的那天起，就被置于竞争的前沿，与外商直接面对，创造了中国企业收购兼并外国企业的案例，迅速壮大了民族航运实力与规模，打破了外资航运企业的垄断和把招商局扼杀于襁褓之中的梦想。近代曾有人言：“(中国企业)其事业为外人所不能竞争者容或有成，竞争稍剧烈者则罕有不败”，招商局的成长、发展打破了这一预言。今天，招商局的所有产业都处于竞争性的行业，唯有通过竞争才能在市场中立足。我们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和谐企业”，就是要把招商局置于国际竞争的大舞台，去与市场的先进企业比，在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赢得商业的成功，赢得市场的尊重，也赢得今天每个招商人的价值。
第五项关键因素是稳健
如果说创新是招商局发展引擎的话，那么稳健就是招商局发展的安全阀，它使企业避免失控以至失败。历史上，稳健经营一直是招商局的传统，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又明确提出不仅要把企业做强、做大，而且还要把企业做好、做长，为此我们提出了招商局的企业科学发展观──“规模、质量、效益均衡发展”，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十项管理工具和十大管理理念。招商局的管理文化已成为招商局历史的宝贵财富。
140年华诞，是招商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招商局迈向未来的新起点。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战略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是兴国之要。招商局作为央企的重要一员，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生力军，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经历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繁荣，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从过去的“强增长”周期转入一个“弱增长”周期。中国在保持了二十年高速发展后，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面临结构调整、产业转移、资源重组、市场多变等诸多压力。面对挑战，我们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感，深刻反思我们的不足与差距，进一步增强迎难而上的信心与勇气，发扬传统，持续创新，开创未来。
一位哲人讲，继承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18世纪的美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曾有过一句名言：不懂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在中国这样一个未竟的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历史的问题也就是现实的问题，有许多历史主题超越了时代，在百年时空中呈现出不变的性质。古人讲要“踵事增华”，也就是要继承前人的事业，并使之更加美好。让我们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共同努力，锐意进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浩荡洪流中，沿着一代代招商人探索出来的百年商道，续写招商局基业常青故事的新篇章，再创新的辉煌！
招商局创立于1872年，是中国第一家公司，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民族航运业及诸多近现代经济领域：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商船队，开辟了中国第一条远洋、近海、内河商业航线，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保险公司、电报局、现代采矿与冶炼企业，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等，首次在中国引进了公司制度，拉开了中国百多年近现代化进程的厚重帷幕。
改革开放以来，又开发了新中国第一块对外开放的土地——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及创办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进入新世纪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目前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也是国家驻港大型企业集团，管理总资产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在交通、金融、地产等领域有雄厚的实力，是中国最大的公共码头运营商、最大的收费路桥投资与经营商、领先的能源运输企业，是中国有影响的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商、另类投资的投资者与经营者，是中国成片开发、绿色地产的领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