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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年12月02日 星期五

“黾学学派”创始人(金台点将系列之五)

——访著名书画家王学仲

李树森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12月02日   第 08 版)

  革囊泅渡

  金台记:

  王学仲,既是“黾学学派”的创始人,又是“黾学”最好的践行者。他提出的学术主张,形成了包含有哲学、美学、书学、文学、诗词学和绘画学的完整而又科学的黾学学术体系,为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学仲,诗、文、书、画四绝,著作等身。他不仅是一位诗文书画皆有建树的文化学者,还是一位具有独立见解和开拓精神的书画理论家、美学思想家。

  他学养深厚、才华横溢;他淡泊名利、德艺双馨。从他的言行、著作、艺术创作上,处处体现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特殊使命感和崇高责任感。虽然他的部分绘画与理论还不能被人们所理解,但他已经为继承、发展、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入世界文化艺术之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台点将”栏目点之,是以为记。

  王学仲,1925年出生于山东省藤县(今滕州市),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天津大学教授,兼任南开大学、广州美院及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王学仲艺术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国文联第八届、九届全委会荣誉委员。曾任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书法家协会主席。

  对本民族文化充满自信

  李树森:您于上世纪70年代总结提出了三则治学主张,即:二言——欧风汉骨,东学西渐;四感——文化的厚重感、历史的沧桑感、诗人的苍凉感、艺术的高贵感;四我——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并以“四我”精神为从艺知行合一的根本。这是您基于怎样的认识提出的?

  王学仲: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日本筑波大学任教时,一位法国教授来访,当我问及他在日本最高兴的事时,他说:“最高兴的事是在一家日本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老子》。”这个普通事件显示了中国文化在国外的思想价值和独特魅力。

  中国的《孙子兵法》在美国西点军校成为教科书,孔子被美国人推崇为十大世界名人,《论语》、《三国演义》在新加坡被作为企业经营与社会教育的方略。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这足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在影响着世界。

  炎黄二帝,奠定了中国文化文明的肇基。中国文化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虽在历史的长河中朝代有更迭,国体有分合,但中国文化嬗变分明,涵盖广大,维系数千年而不湮灭,这未尝不是世界文明史一大奇观。虽然中国历经长期的封建社会而重道轻器,导致了我们科学技术的相对滞后,甚至造成了近现代一个时期内国力的相对衰弱,但国力暂时衰弱,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华夏文化自信心的坚守。

  最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及意识形态以软着陆的方式进入中国。基于此,我们要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化,系列化的整理、弘扬和推广,这是时势所需。

  弘扬推广,就是我讲的东学西渐。在欧风披靡之下,我们要有华夏汉文化强大的自信心和独立精神,还要有弘扬推广中华文化的远大抱负,这就是欧风汉骨。

  一个热爱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要有几根硬骨头把自己撑起来。艺术总是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艺术家要有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共患难的精神。我们有责任在海内外大力传播,弘扬推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励民魂,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为全人类文化做出中华民族的一份贡献。

  在外来文化面前,我们要做到不卑不亢,显示出我们泱泱文化大国的风采。

  徐悲鸿:“诗书画三怪”

  李树森:您曾受业于徐悲鸿、齐白石、吴镜汀、黄宾虹、蒋兆和、叶浅予、容庚等前辈大家,被徐悲鸿先生誉为“诗书画三怪”,他曾挥笔称赞:“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禀赋不凡,盖由天授,与之古人,在唐则近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征、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如今,您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大家,请问这些前辈对您哪些方面影响最大?

  王学仲:1942年,我考入北京的京华美术学院。除在课上学习外,我还经常喜欢到容庚、吴镜汀、黄宾虹等老师寓所登门求教。

  吴镜汀先生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们观摩他的作画过程,每周发给学生一张山水画稿,学生临摹后连同习作上交以换取新的画稿。

  黄宾虹先生的画作,当时并不能为北方的画家和收藏家所认知,他很寂寞,但一直坚守自己的艺术主张不动摇。在落寞之中,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理论研究。他的艺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逐步为人所了解。黄宾虹先生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怎样融合中西艺术。

  齐白石给我们授课时,已七八十岁。在当时沦陷的北京,他隐居遁世,门上贴着“画不卖与官家”的字条。先生画案的笔池内养着活虾,水经常换,很清洁。1950年,齐白石九十高龄,我作为北平艺专的学生,随李可染老师去拜访他。他送我两幅画,其中一幅是虾。他说:“为了画虾,直到现在我还在观察虾。”,“为万虫写照,惟鳞属之龙,未尝亲见,不敢大胆妄为也。”齐白石先生重独创、重实践的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是一个学无专师的人,但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徐悲鸿先生。

  1949年1月,我在北平国立艺专有幸成了徐悲鸿先生的学生。他对书法、国画的改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的一些论见,如“文人画在产生时很有创造性”,“尽精微,致广大”等等,都很独到,他提倡个性与独创。

  有一事对我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我由于生病而辍学,甚至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想法。徐悲鸿先生指示工作人员多次给我汇钱,用于治病和继续上学,他亲笔写信说:“病症静养可愈,须具信心,多食葱蒜并节思虑,自易恢复。愈后仍需来院学习,以竟前功,所谓玉不琢不成器,鼓励勇气以奏肤功,望弟自爱。”

  我已八十六岁,各位老师对我的教诲犹历历在目,他们的治学精神,优秀品格,影响了我一生。

  “碑、帖、经”三派论

  总结提出“五象”说

  李树森:作为成就卓越的书画大家,在书法方面,您率先提出“碑、帖、经”三派论新学术概念,开创性地提出了视觉导向造型原则,推出书法艺术空象观,对中国书法的发展和延伸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书画创作方面,提出了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即“五象”说。请您对这两方面简单的解释一下。

  王学仲: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园林的一朵奇葩,是中华民族艺术特征最鲜明的一种艺术样式,她反映着每个时代的社会精神面貌和审美精神,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书法学又是一门亟待整理的学科。历史上书法理论非常丰富,使之体系化、条理化、科学化非常有必要。

  在碑、帖原有派别之外,我经过大量研究考证,认为当增加“经”派,即“碑、帖、经”三派。

  经派之所以可以自成体系,原因很多,大体有三点:一、石刻摩崖基于佛教不灭这一思想,由写经到刻经,进而刻石成为大型摩崖;二、其书体由经生体转化而为摩崖体;三、其书体阶层既不是帖学的贵族士大夫,也不是北碑的乡土书家,而主要是写经生、僧人和佛教信士,是一些佛教界的书法家,因此如果把六朝经派书加以概括,主要有经生体和摩崖体两种。

  艺术是生活的再现与表现,其最基本的体现方式是表象。意象同灵感、意境、境界关联密切,体现出最为浓缩最为集中的美学意念。意象蕴之于内,气象发之于外。气象为内涵所派生,也为内涵所决定。“空”为“物”之相对体。艺术之空象指物象依存于空间所表现的艺术存在。色象是美在视觉上的显现。

  世界美术思潮东移论

  李树森:您以自己的作品,人品,大学问家的学养、才情与思想,为“现代文人画”做出了典范的诠释。您提出“欧风汉骨,东学西渐”的艺术思想,并把欧洲风格的绘画精神融入中国山水画中,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及韵味独特的个人式样。您更大胆地提出世界美术思潮东移论,如此提法的根据是什么?

  王学仲:“世界美术思潮东移”之说,是我在对日本及西方艺术作了若干年考察和认识之后提出的。

  从十九世纪东移就已初露端倪。1867年,日本浮世绘打入法国万国博览会时,著名画家马奈、莫奈、高更等首先认识到了东方绘画的神奇,他们极力模仿其人物和线条,对日本安藤广重的色调佩服得五体投地。

  日本从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找到了最纯净的艺术,诸如书道、茶道、花道、棋道等。继之,人们寻根溯源,终于发现“重道轻技”的中国艺术才是最理想的艺术形式,如中国文人画、中国书法、篆刻等。

  到了现代,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有了更新的认识,很多著名的大艺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理论家,在这方面多有论述。溢美之词,无以复加。毕加索曾对张大千说:“真正的艺术是在中国,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东方人为什么喜欢到外国去学艺术”。毕加索还用毛笔画中国画,其中仿齐白石的画就有五大册。常书鸿在法国的老师告诉他:“世界艺术的真正中心在你们中国,中国的敦煌艺术才是世界艺术的最大宝库。”

  印象派的创始人马奈和莫奈与近代艺术的开山鼻祖毕加索,身居世界美术中心的法国,却都醉心于东方绘画之美,这说明已生发出一股地下潜流,其中心正涓涓地向东方渗透和移动。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愈加鲜明。世界美术思潮东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创立“黾学学派”

  李树森:您创立“黾学学派”,成为黾学的创始人。请您对“黾学学派”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王学仲:黾学可以概括为:一画、二合、三怪、四我、五象、六学、七艺。

  “一画”就是文人画。文人画要以诗书画印为基础,倡导野逸美,表现其古朴自然、野趣雅谑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精神。

  “二合”是指意象合一。书法意象非常重要。书法是笔墨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线条的艺术,重要的是它渗透着书家哲性的思想。

  “三怪”一词源出徐悲鸿先生。先生称我诗书画“三怪”。黾学的美学基础是诗书画三位一体。

  “四我”是黾学的精神支柱。我提出“三自一超”主张,即: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轶出自我,超越时代。作为一个书家或画家,不应该停留在对自我的表现上,必须把“小我”与“超越时代”的“大我”联系在一起,与国家、时代、民族联系在一起。

  “五象”即: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五象”把佛、道、儒三家的哲学观融合为一体。

  “六学”包括:文学、美学、文艺学、宗教学(经学)、哲学、历史学等。六学的理论基础是国学。

  “七艺”即:绘画、书法、诗词、治印、雕塑、散文、小说等。

  大批作品愿捐不卖

  李树森:数十年来,各种机构和团体授予了您很多荣誉,包括荣获“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院士”称号、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而您并不愿追求名利,依然坚持做“清流人士”,并一直按照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追求,特立独行、锲而不舍地开拓着自己的独特艺术世界,您的部分绘画与理论甚至不能为同代人理解和接受。这些使您的声名与卓越的艺术成就远不相符,作品也一直未投放过拍卖行和画廊,大部分自己的作品及自己收藏的珍贵作品都捐赠了。在如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下,您就没有对金钱心动过吗?

  王学仲:背负传统文化,面对商品社会,中国书画界同仁该作如何选择?我有两句诗“纵使青史山岳厚,多少无名胜有名”。

  我认为自己是个纯粹的艺术工作者,名、权、利都不是我所追求的,我每时每日所不能忘情的就是艺术。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富翁,在我的头脑中没有节假日、星期天。即使这样,我仍然感觉时间不够用。我不要求我的绘画与理论都能被同代人理解,学术的是与非,如天体望远镜,愈远则愈明,当不计较一时之名利得失。

  我的大批作品,以及我收藏的老师及其他书画家的大量作品,我认为捐给有关机构,用于馆藏展示,有利于更多人观赏,这对艺术的弘扬、发展是有更多好处的。

  王学仲艺术研究所

  “江北兰亭”

  李树森:天津大学1988年就成立了以您的名字命名的“王学仲艺术研究所”,1987年在山东滕州建起了“王学仲艺术馆”,“王学仲艺术馆”被书画界誉为“江北兰亭”。这为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尤其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您对此有何感想?

  王学仲:1984年秋,经日本友人安田熏先生等积极筹划捐资,在天津大学兴建了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我题额曰“黾园”。

  黾园是我从事研究、教学、创作的地方,这里的“四我庭”是一个讲学传艺的杏坛。逢到节日,常举行诗词咏诵会,也是骚人墨客、俊彦名贤经常聚会之所。这里也经常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经常接待中外来客,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我在这里的教学不拘一格,不给学生以固定模式,以启发其个人的心灵智慧为旨归。

  王氏望族后裔

  李树森:您系西晋琅琊王氏望族之后,王氏望族曾出过王羲之、王献之,您在诗文、小说、国画、书法、文艺理论、哲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极高建树,并出版了不少论著,是当今艺坛诗、文、书、画集于一身的杰出学者之一。这些与您的家世渊源有多大关系?

  王学仲:决定我毕生从事于书画一道,并非偶然,这与我的家世有关。小时候,父亲取“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中的“黾”作了我的“字”,以希望我勤勉努力。

  在我们家族如果不擅写字,会觉得有辱先祖的风范。曾祖父是个秀才,一生专攻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祖父经商为主,把精力用在培养我父亲成才上。父亲王长祥受过私塾和师范学校的双重教育,能诗、善书。我们王氏家族,在书法上一向是尊王、虞二家为正传。

  我五岁开始习字,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不是让我临摹碑帖,而是为我写下二十五个楷体字的范本:“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四,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

  小时候穿着肚兜,用柴棍在地上自由地画沙,是我的一大乐趣。我写字的欲望也正是由此而萌生的。自此,笔耕不辍,直至今日。

  双眼自将秋水洗

  一生不受古人欺

  李树森:您对学习书画的人有怎样的建议?

  王学仲:我从来主张法古不泥古,主张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提倡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

  数十年过来,我感到跟从我学习过的学生,凡学我者都难成功,凡以我言为谬者都有所成立,凡恭敬相信我者,都不能有所树立。“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任他亲朋话交接,只当清风过耳边”等句,正是匡正的砭石。

  主持人:李树森

  电话:010-6536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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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

“黾学学派”创始人(金台点将系列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