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在历史隧道穿行（国人看世界）

　　飞往圣彼得堡的遥遥万里空中，我敲着键盘，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电子书。俄罗斯作家普希金在一部书信小说中写的一句话，蓦地跃入眼帘：“彼得堡像前厅，莫斯科像闺房，而农村则好似书斋。一个正派人必须走过前厅，很少窥伺闺房，而在自己的书斋里住下。”

　　我们即将涉足的圣彼得堡这座“前”厅，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容颜及历史画面呢？我的心中不由得遥思遐想起来。

　　石头筑就的文明

　　似乎应验了普希金100多年前的预言，原想借在莫斯科转机好好看一眼这座都市，却成了一段难受的应当省略的过程。为出海关在腾腾烟雾中足足排了两个小时队，出关走了老远在一地大包小箱中好不容易寻觅到自己的行李，再打的走半小时转至谢列梅捷沃机场的另一个航站楼，接着来来回回在登机口排了几次队，终于登上晚点的飞机抵达了目的地。

　　睡眼惺忪的圣彼得堡中国中心董事长徐超，驾车拉着我们往市区赶时，已是当地凌晨1时多。徐超说此时涅瓦河上的大桥正在开启过船，2时30分会重新合上，我们也才能过河到宾馆入住。乘着等待的时光，我们正好来个“夜游”。

　　车停涅瓦河边，推开车门，一阵寒风袭来，身上不禁一哆嗦。10多小时前出北京时还着单衣，现在气温骤然降至7摄氏度，顿时觉出临近北极圈的圣彼得堡，是一个相当特别的都市。

　　街灯通明，看得出周围建筑均是石制的。桥是石桥，路是石路，巴洛克式的建筑，全用石块垒成。路边彼得一世骑马出征的石雕塑像前，一对青年男女正在乘着夜深人静相互拍照留念。

　　这种石头筑就的文明，许多国家都有。它的最大好处，也许就在于可以完好持久地保存人类文明的成果。圣彼得堡便见证了这一点。当1724年、1824年及1924年三次大洪水十分巧合地准时冲击这座城池时，它均因石坚城固而幸免于难。

　　“圣彼得堡其实既无山又无石。18世纪初彼得大帝决定在这儿的沼泽地上建立新都后，下令所有进出船只、车队，必须携带石料，全国石匠也得前往涅瓦河畔服役。不产一块石头的圣彼得堡，就这样成为了石头之城。”徐超介绍道，“现在这些石头房子还住着人，只不过新添了电梯、卫生间等设施。圣彼得堡还因保护完好以整座城市当选为世界遗产。”

　　当年兴建这座庞大的城市时，也许也像秦始皇修长城一般劳民伤财，天怒人怨。但是这种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创造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用较长时间尺度衡量，它起码比几十年计甚或朝建夕拆式的建设要节约得多，智慧得多。据说眼前这座布局井然有序的城市，当年是按彼得大帝亲手绘制的蓝图建起来的。难怪今天的俄罗斯人，还会对他深深怀念。

　　不远处的大桥宛如一匹奔马扬起前蹄，一艘艘大船鸣着长笛，顺畅地驶向芬兰湾。在我的眼中，它们仿佛正在穿越着一条无形的时光隧道……

　　艺术记忆的历史

　　圣彼得堡是个艺术之城。那散落在街头巷尾或厅室之内的许许多多雕像、画作、装饰等等艺术品，仿佛都能开口说话，都在向你讲述着一件件惊心动魄的往事。

　　抵达圣彼得堡的这天上午，几乎一夜未眠的我们，由徐超领着进了斯莫尔尼女子学院。穿过柱廊式入口，笔直的大道两边，绿草茵茵花树并茂的大草坪上，矗立着马克思、恩格斯的雕像。前方尽头一座建筑门前，“列宁”正站在石座上，伸出右手，仿佛还在大声重复着91年前曾经喊出的那句历史的强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当年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设在“列宁”身后的这座大楼内，也是从这里发起了向冬宫这座旧政权巢穴的进攻，并且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雕像在圣彼得堡随处可见，似乎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道特殊风景。那尊著名的普希金坐像设置在皇村，相对城区这里已算是乡下，看得出俄罗斯人十分理解这位热爱生活、忠于爱情的诗人，想让他逃离黑暗、远离痛苦的心灵永远得到慰藉。彼得大帝的雕像很多，几乎都设立在城市中心，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彼得多夫广场上的《青铜骑士》。眼下，不少当地新婚夫妇都来这儿拍摄婚纱照。当我们正在观看“骑士”与美女俊男合演现代生活喜剧之时，一位徘徊于此的艺人，居然冲着我们吹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圣彼得堡大学的雕像长廊也让我们印象深刻。这条长廊足有400米长，一侧摆放着110个老式书橱及大量图书，另一侧则排列着门捷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及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名人雕像。看着一个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从伟人身边走过，我不禁想到，他们是不是都能沐浴到一些先哲的智慧之光呢？

　　其实，从圣彼得堡大学走出去的许多名人巨擘，还没有在母校设立雕像的资格。至今叱咤俄罗斯政坛的普京总理算得上一位。还有一位阿列克谢耶夫，这个名字是应该被中国人记住的。20世纪初，这位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的高材生，在一个自己同胞举办的小型中国年画展上，突然间对这门中国艺术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不顾一切跑到北京，乘火车南下，换船沿大运河来到天津杨柳青，走进了他魂牵梦绕的艺术殿堂。此时的杨柳青，一个小镇上竟有6000画工，每年产画两千种。这时的年画，绝非当今人们常见的大鲤鱼胖娃娃之类，而是画面鲜活，人物繁多，细节充盈，色彩华美，处在艺术登峰造极的状态。许多画作，堪称当时中国现状及社会风俗民情的真实写照。而且这种无人在意的消费品，便宜得令今人吃惊——一幅只要两三分钱。阿列克谢耶夫如获至宝，拼命地收购，为他的故乡带回了4000多幅艺术珍宝。

　　如今，这些孤品与绝品，大多安放在冬宫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每天与游人见面。也许今天的中国学者要研究年画这种文化遗存，只有到圣彼得堡才能如愿了。我们在参观冬宫时，很想看看这批年画，但因盛放年画的展室正在装修而未能如愿。不过，我们内心里还是要赞叹阿列克谢耶夫这样有远见的外国学者，他们比我们许多中国人更早地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考量年画等文化遗产，因此更早地投入到堪称文化抢救的行动中来。我们应当从他们的行为中学到一些东西。

　　丹心谱写的传奇

　　在圣彼得堡，由徐超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韩丹星。她讲述的自己家庭的故事，细细记载下来就是一部奇书。

　　韩丹星的姥爷韩广乡，“十月革命”时是“中国营”的营长，见过列宁。他和同时参加苏联红军的亲弟弟，几乎同时又各娶了一位苏联姑娘。1932年，他携妻带女回到东北省亲，恰遇日军侵占东三省，身为苏共党员的他，因受日军通缉无法返回苏联，不久病逝故乡。而他的那位出生于圣彼得堡的爱妻，无论是他生前还是逝后，始终不弃不离。1950年出生的韩丹星，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童年往事，就是跟着姥姥，提着祭品，来到姥爷坟前，听姥姥用俄语一遍一遍地述说着家中琐事。

　　1986年，正在吉林师大教授环境地理学的韩丹星，突然收到苏联驻华使馆转交的一封信。这是她的婶婶托人带来的，信里邀请她立刻前去省亲。

　　苏联当局出奇高效率地为她办好了一切手续，她也成为很多年来第一位因私赴苏的中国公民。当她坐了一星期火车，终于站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站台上时，居然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在与从未谋面的婶婶双目相对的一刹那，就彼此相认了。

　　亲密的血缘，令韩丹星携着专司研究普希金的母亲及女儿移居圣彼得堡；而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也让她一直萦怀于胸。为了谋生，韩丹星在姥姥的家乡四处打拼。当生活稳定下来以后，她那久孕心间的愿望便再次萌发。

　　2001年，她获得了在当地经商的徐超的资助，开始创办孔子学校。这比中国在海外推广这类中文学校整整早了两年。“从市政当局申请来房子，进去一看，地面是斜的，墙壁破烂不堪，屋顶亮着一个大洞，完全可以用来拍摄战争片！”韩丹星笑着回忆说。

　　校舍在徐超支持下装修得像模像样了，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教本国人学习中文的学校，红红火火办起来了。“现在这里的学生，最小的四五岁，最大的65岁。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学习汉语，因为他们相信，孩子学好了中文，日后就能找到理想的职业，获得丰厚的收入。我感到，现在俄罗斯人学习中文的热情，远远胜过中国人学习俄语。”她说。

　　“从我姥爷踏上这片土地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的后代要在中俄友谊的轨道上行走。”韩丹星轻轻地补充说。

　　从她蓝色的眼球、黄色的头发与披着的大方巾上，很容易看出她的特殊血脉；可是，我们从她谈吐中，仍然能够感受到一颗怦怦跳动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