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5世纪的云冈石窟，是中国乃至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经典，记录下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历程。在云冈石窟中部区域，北魏皇家洞窟第16窟的前壁东侧，有一处凸出于壁面的小窟（编为第16—1窟），开凿年代在5世纪末北魏迁都洛阳前后。驻足仰望，可以在西壁上层发现一支由5名商人和两匹驮马组成的域外商队。东汉以降，中亚商人经由丝绸之路大量东来，贸易活动及文化习俗与中原文化交相融合，影响深远。通过这幅画面，我们可以遥想北魏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灿烂景象。

　　云冈石窟中的“粟特商人”

　　佛教石窟中，商队题材大多表现释迦成道后商人供奉佛陀的场景。在第16—1窟这幅佛龛左侧的商队画面（见图，云冈研究院供图）中，5名商人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长袍，腰部系带，双手合十，纵向排列，似错落跪于佛龛一侧。这些商人样貌各异，上方第二名商人深目高鼻，面颊清瘦，蓄长髯，目光看向前方。其余4名商人或目光低垂，或望向前方。画面下方雕刻两匹向前行进的马匹，背驮货物，右足抬起，动态十足。这些商人与传统中原人物的样貌、穿着明显不同，应是《北史·西域传》所记“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的西域商人。这样的场面，在云冈第12、17窟中也有发现。

　　在西域诸国中，粟特人以善于经商闻名。粟特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大约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地处欧亚大陆交通枢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令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者，推动中原与西域交流互动。十六国以来，粟特商人曾活跃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平定北凉后，粟特商人及亲属随民众一起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从商人的形象及文献中对粟特人善于经商的记载来看，这支商队或许便来自粟特。

　　云冈研究院研究员赵昆雨指出，除了这支西域商队，第16—1窟一些造像的佛衣也借用了粟特贵族的“翻领式”披覆方式。如西壁上层龛佛像的佛衣胸前衣缘为对称的三角形翻领，东龛坐佛佛衣为双肩翻领式，北壁上层中央龛内交脚菩萨的披帛也为翻领式。这一样式在佛像、菩萨像服饰中非常少见，多见于中亚地区嚈哒或粟特贵族的服饰。

　　艺术创作源于现实，从这些迹象来看，西域商队在5世纪中叶已经来到平城，在当时的皇家石窟寺中留下印迹。

　　丝路贸易繁荣的见证者

　　西域商队主要通过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商人们长途跋涉，沿途历经艰难险阻。为保运输顺利，商队往往由多人组成，甚至有几十至数百人的规模。但小型商队也不鲜见。一则唐代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着外商追讨丝绸诉讼的经历，其中商队就由两头骆驼、四头牛和一头驴组成，这与云冈石窟第16—1窟描绘的商队规模相近。

　　西域商队的图像广泛出现在丝路沿线的石窟中。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克孜尔石窟，最早开凿的第38窟有一则“商主燃臂引路”故事画：阎浮提500名商人行路经过一段黑暗的山谷，商队首领用白布缠臂，浇上酥油，点燃双臂照亮道路。画面中可以看到中间举起双臂的商队首领，以及两位头戴尖帽、身着窄袖长衣的西域胡商与驮物的骆驼。敦煌第296窟顶部绘制的《福田经变》故事画“安设搭桥”中，桥梁两侧分别有牵着骆驼、马匹的北周汉人商队与深目高鼻的西域商队，再现了中外商队相遇的场景，印证着丝路贸易的繁荣。

　　北魏平城的文明互鉴印记

　　如果说汉代和唐代丝绸之路的东端是长安、洛阳，那么北魏丝绸之路的东端，便是平城。通过这条道路，西域各国使节、僧侣、商人、移民源源不断地向平城输入各类珍宝、香料、农作物等特产。

　　在大同北魏遗址与墓葬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大量精美的西域金银器与玻璃器。最引人注目的是封和突墓出土的狩猎纹鎏金银盘。这件银盘以锤揲法将主题图像制为浅浮雕，画面中狩猎者深目、高鼻、长髯，头戴椭圆形头饰，颈部佩戴联珠纹项圈，双手持矛刺向野猪前额，同时回望身后，单腿抬起以御野猪靠近。相似的狩猎图银盘在波斯萨珊王朝非常流行，封和突墓中出土的银盘应是来自这一地区。

　　北魏时期，西域玻璃器亦为备受珍视的外来器物。《洛阳伽蓝记》曾记载河间王元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酒器中便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北史·西域传》记载大月氏人善于制作琉璃器，曾在平城采矿、制作。这样的技术交流深深影响着当地工匠，发展出与汉代以来仿玉玻璃完全不同的玻璃制品：汉代玻璃多用铸造法，追求玉器般的色泽；北魏玻璃多用吹制法，追求透亮之美。

　　随着5世纪北魏国力的强盛，西域各国使者、僧侣、商人、工匠及其亲属沿丝绸之路到达平城。他们和汉、鲜卑等民族共同发展了这一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各种文化碰撞融合、相得益彰。丝路上穿梭往来的商队和使团不仅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更带来了物质、思想、艺术、技术的交流，在塑造北魏多元一统的文化面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云冈石窟第16—1窟的西域商队图，正是这段历史的生动注脚。

　　（作者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