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纽带，不仅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动脉，更是中外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黄金桥梁”。在这里，商品、人员与资源汇聚融通，绘制出一幅“使者络绎于途，商旅繁忙不息”的繁荣画卷，谱写了一部各国人民友好往来、文明交相辉映的壮丽史诗。

　　收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唐代“红地翼马纹锦”，是展现当时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代表性文物之一。经由丝绸之路，中国丝绸进入西域，西域各国的装饰文化向东传播，与中国传统装饰风格交流融合，留下跨越时空而不磨灭的美丽印记。

　　中西文化的美丽邂逅

　　“红地翼马纹锦”经向长52厘米、纬向宽51厘米，以红色经线为地，米白色纬线以斜纹重组织成翼马图案，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目前纹锦图案残存3排翼马，中间一排3匹马右行，上排两匹（残损严重）和下排3匹均为左行。马头戴花状冠饰，颈系连珠纹带，连珠纹带缀有两条飘带，从颈后水平状飘扬。马胸两侧生翅，翅上镶有连珠纹，四足及尾部系缚绸带结，造型别致，充满浪漫华贵气息，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

　　农耕时代，人们热爱骏马，对传说中长翅能飞的天马更有着无限向往和崇敬。汉武帝《天马歌》中咏叹“天马徕，龙之媒”，视天马为龙之使者，寓意二者血脉相连。唐太宗李世民对骏马情有独钟，下令将随他征战沙场的六匹宝马以青石雕刻，陈列于昭陵北麓祭坛两侧，被誉为“昭陵六骏”。唐代广为流行的狩猎及马球运动亦推动崇马文化发展。关于马的诗文、造像和纹样在唐代诗画文章和工艺美术品中流行开来，形成继汉代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李白《天马歌》中就有“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尾如流星首渴乌”等关于翼马形象的细致描述。

　　包括翼马织锦在内的波斯织锦，经丝绸之路上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传入中国，织造技艺和图案设计即被隋至初唐的织锦所吸收。《隋书》中载有何稠仿制波斯锦的故事。何稠出身中亚粟特何国，通商入蜀后定居益州郫县（今成都郫都区）。他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曾奉隋文帝之命仿制波斯国敬献的织锦，工艺相比原件更为精美华丽。此后，民间织工开始大量仿制，翼马纹等具有异域风格的织锦纹样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

　　大唐盛世，随着丝绸之路的持续畅通，东西方文化日益兼容并蓄。无论是域外人像，还是珍奇异兽、奇花异草，唐人都将其创作成纹样，巧妙融入服饰之中。这些外来文化元素深刻影响了唐朝服饰纹样的演变与发展。与此同时，内陆织锦工匠们也展现出高度创新精神，在自主设计的织物中融入西域元素。于是以翼马为代表的纹样在文化交流、文明融合中不断发展，呈现出极具中国特色的汉唐艺术审美风格。

　　丝绸之路的文明使者

　　作为唐代织锦的典型图案，翼马纹造型深受波斯、粟特艺术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较早出现的属于波斯和粟特系统的翼马纹纬锦，它传播广泛，在地中海沿岸、中亚粟特和中国西北地区都曾发现过实物。这一纹样影响了中国传统织造生产，北朝晚期至初唐生产的经锦上均有翼马形象，风格简单稚拙，此为第二类。第三类是初唐时期涌现的唐系翼马纬锦，以大型且带回纹的连珠环作团窠，窠内是跳跃的翼马，再缀以花树小鸟，马侧或马上有身着萨珊波斯服饰的骑手。

　　北朝晚期到初唐时期出现的翼马纹样原型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珀伽索斯。在古希腊神话中，珀伽索斯是长着双翅的飞马，传说是蛇发女妖美杜莎与海神波塞冬所生，他的马蹄踏过之处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获灵感。萨珊波斯以祆教为国教，翼马被赋予日神的崇高形象：颈部和双翼饰有连珠条纹，象征祆教崇拜的太阳光源；佩戴的华丽冠饰与条带是王室专属，彰显了尊贵地位，也强调了所系之物的神圣属性。

　　对于翼马纹样的传播，学者综合研究其他有翼神兽的源流后认为，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打败古波斯大流士三世，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势力延伸至印度。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纷纷前往东方，希腊文化随之进入西亚、中亚和南亚。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大宛、大夏和大月氏等西域诸国将希腊神话和艺术融入原有文化系统。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交流之路开启，这些融合后的西域文化逐渐传播开来。唐时，有翼天马形象与中国神话传说相互融合。唐代以后，翼马的翅膀越来越小，后来慢慢被其他有翼神兽的形象吸收，最终演变为非马、非龙、非兽、非禽的艺术形象。

　　放眼世界，翼马纹样不仅见于萨珊波斯时期的石刻、撒马尔罕大使厅中的粟特壁画、日本法隆寺中的鎏金银壶，在都兰吐蕃风格的织锦和金器上也能看到，可谓丝绸之路上中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使者”。因此，2020年中国丝绸博物馆以“红地翼马纹锦”为灵感，设计出“丝绸之路周”的标识。标识上的翼马象征着西方文化从希腊出发，飞过波斯、粟特抵达大唐，与自东向西传播的丝绸一路相遇，为丝路之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留下生动飘逸的注脚。

　　（作者为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