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属浙江杭州临平区的古镇塘栖，是明清时江南最繁华的市镇之一。元末张士诚重修杭州北段大运河，武林头至江涨桥段成为运河的主航道，塘栖因此受益良多。本地丰饶的物产借航运便利占领市场，水果、糕点、丝绸等特产一时间“风靡京省”。

　　大运河穿镇而过，本地居民于是自然地将地域分为“水南”和“水北”。一首有名的诗里写道：“两岸人家依绿波，中间一道是官河。月明桥外吴歌起，欸乃声中客梦多。”水乡在月光下恬静美好，“官河”上往来的船舶是古镇富庶的源泉，也是无数故事的开端。有趣的是，“两岸人家”数量上实际并不对等，塘栖镇大半的地面都在水南，老塘栖口中的“三十二爿半桥、四十七条半弄”，绝大部分在运河以南。《塘栖志》中提及的诸多寺庙、远近闻名的超山十里梅花和各种风景名胜则在南边更远的地方。“水北”在人们的记忆里，似乎不那么重要，它狭长、偏僻、沉默，适合安放岁月的影子。

　　在我母亲那一辈人的印象中，塘栖人日常不太去水北，他们回忆水北的样子时，只会记得长长的青石板路、一排旧房子，最多说说哪里有一个粮站，哪里好像还有别的什么。水南对塘栖来说确实更重要一些，有太史第，有卓氏、吕氏等本地望族的祖宅和园林，有文震亨、袁枚等江左名士去过的酒楼，还有长长的檐廊和“美人靠”宣示着古镇富庶的历史。水北只有一条狭长的街道，再往北越过一片藕塘和水田就是德清地界了。

　　2014年我去余杭区方志馆工作，办公室就设在水北街西侧尽头一座清末建成的旧民居里。两进院子，门前流水，屋后荷花，除了梅雨季节地板潮湿外，真是理想的办公场所。方志馆隔壁，是吕氏旧宅，现在变成了饭馆。本地文化学者吕老师是房东，有时候在店里“蹭饭”，会和我们聊几句。吕氏是塘栖望族，耕读传家，世代在镇上读书讲学。也是从吕老师口中，我逐渐了解到水北那一排旧房子的“含金量”。除吕氏以外，卓氏、姚氏、劳氏家族大多在水北也有房产。如今水北街上的“塘栖故事馆”原本叫“西姚宅”，是训诂学大师俞樾先生的母家。

　　诸多世家在水北置业，说明水北在明清时期并不“荒僻”。在稍微往东一点的地方，2004年旧房改造时从居民家中墙体里拆出一块带字石碑，那是清乾隆十六年特旨嘉奖浙江省历年来地丁银从无积欠的功赏碑。文史专家推测，乾隆御碑原址就在不远处。除此以外，水北街东段还有清代主管缉捕水匪、查禁私盐的水利通判厅遗址，距离御碑不过二三十米。如此看来，当年的水北应该还是很热闹的，乾隆“勒石以喻民”，自然要选一个行人稠密的地方，“官衙”门口就很合适。

　　明代诗僧释大香写过一首咏广济桥的诗：“桥夜寂行舟，天影淡空水。独有无事僧，往来明月里。”僧人踏月而行，意境很美。释大香为什么要在如水的月色下往来于横跨大运河的广济桥上？我不得而知，多半是约了某位江南名士，在哪处院子里吟诗饮茶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桥名“广济”，它对周边居民的通勤便利有很多贡献。明朝时，宁波人陈守清募资重修广济桥，他的名字至今在当地传颂，居民为他树碑立传，以修桥为大功德。

　　重修后的广济桥质量极高，是京杭大运河上唯一一座存留至今的七孔石桥。如今水北开发旅游，节假日人头攒动，游客蜂拥于桥上，颇有“清明上河图”的既视感。上世纪90年代，急于发展经济的塘栖甚至曾经在广济桥上铺上石板，让汽车通行。这种行为很快得到了纠正，不过塘栖居民也因此对广济桥的结实程度很有信心。

　　卸下石板的广济桥露出了桥心八卦石（百姓戏称“吕祖帽子”）。而不再被物资匮乏困扰的人们，也渐渐开始注意到古桥本身的美，无论是流线型的拱顶结构还是桥身上的刻花，都有爱好者不辞辛苦前来拍摄记录，即使入夜以后，桥边依然人影憧憧。

　　踏月而行的不再“独有无事僧”，而是更多热爱生活、愿意发现美的普通人。水北在上一代人心中荒僻的印象并非历史的常态，只是岁月里一小段相对寂寞的时光。当有更多人“往来明月里”的时候，水北往事也渐渐清晰起来，成为水乡的另一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