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宋代科技的相关内容提供了个人的经验，有助于今天的人们更全面了解宋代科技知识的状况及其产生、传播和应用的情况 

　　近千年来，苏轼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人们喜欢苏轼更多是因为他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成就，但我“遇见”苏轼，是因为《秧马歌》，以及他对农田灌排工具龙骨水车的描述：“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

　　公元410年农历九月中旬，陶渊明在他家的西田里收稻，写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记录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题有“早稻”二字。陶渊明并没有意识到，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早稻”，而只是晚稻中的早熟品种。江西真正的早稻可能是北宋真宗引种的占城稻。苏轼较早记载了占城稻在江西的情况，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在经过今江西九江时，他留下了“吴国晚蚕初断叶，占城早稻欲移秧”的诗句。

　　苏轼关于农业技术的记载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秧马。苏轼谪居黄州时，在邻近的武昌一带发现农民在水稻移栽时使用秧马。这种轻便省力的农具引起了苏轼的兴趣，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四处推广秧马，并作《秧马歌》：“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到了岭南，苏轼继续致力于秧马的推广与改进。

　　虽然苏轼没有系统的农学著作问世，也没有人将其视为农学家，但这并不能掩盖苏轼的农学贡献。元代王祯的《农书》中，提到或引用苏轼的文字就不下10处。

　　当我们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领域，则会发现苏轼在科技领域的贡献很多。苏轼主政徐州时，他和他的副手天文仪器制造专家、莲花漏发明人燕肃的外曾孙傅裼，对卫朴制作的漏刻进行了改进。苏轼作铭文记叙了徐州莲花漏的制造过程以及漏刻在计时上的重要性。在徐州，苏轼派人于州之西南白土镇找寻并开采石炭，用于替代林木，冶铁制作兵器。苏轼为此作诗《石炭·并引》，“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这首诗指出石炭的开采使用对生态和手工业乃至武器装备上的意义。

　　苏轼最早提出了“水学”这一水利工程技术的概念。任杭州知州期间，苏轼与知水者对水利专家单锷撰写并送上的《吴中水利书》进行了研究，并向朝廷进献。苏轼到了岭南以后，听闻广州百姓饮用水苦咸，遂把苏颂和他治理杭州的经验告知广州太守，建议将离城20公里的蒲涧山的甘甜溪水通过开凿石槽、竹筒作管引入城中，建起了广州最早的“自来水系统”。

　　苏轼在岭南期间对当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开发铜矿求富行为提出了批评，谪居海南儋州时作《蜀盐说》，对井盐的历史地理及技术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些零碎的、无意的发现，也成为苏轼知识世界的一部分。或许是由于苏轼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比较耀眼，较少有人关注苏轼在文学艺术以外的成就。我个人行走在探索古代农业科技的路上，经常“遇见”苏轼，进而发现他在今人所说的科技领域也有诸多贡献。由此，我被带进了苏轼的知识世界。

　　知识世界强调的是知识个体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时间上的联系，也包括空间上的联系。中国古代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知识大多被概括为“博学”，而“博学”、“博物”或“格物”正是苏轼那一代读书人所共有的特点。从苏轼出发，我们可以考察宋代的农业、矿冶、水利、渔猎、饮食等技术，并可以荔枝、柑橘、松、竹、花卉、茶、酒等为研究事例。

　　苏轼的出现并不偶然。北宋是中国古代科技辉煌时期，涌现众多在科学技术领域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与苏轼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就包括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技史上坐标式人物的沈括。

　　沈括和苏轼曾是宋代崇文院（北宋的国家图书馆）的同事。他们在科学上主要的交集是《苏沈良方》。《苏沈良方》不是他们生前共同合写的医学著作，而是在他们身后，有人将他们有关医药的论述编辑而成的著作。宋代士人精通医理的不在少数，而苏轼与沈括更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们在疾病诊断和治疗方面多有过人之处，这些在《苏沈良方》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书中所记载的一些神效方药，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礞石丸等，也为后世所常用。沈括的科学名著《梦溪笔谈》中所涉及的历史、天文、术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内容，苏轼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

　　当然，苏轼对自然物质世界的涉猎还是有其局限的。他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由于不留意于物，所以对物的认识是粗浅的。但苏轼“玩物之变以自娱”的科学精神，在强调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或可从苏轼的角度去解读宋代科技史。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科学的进步自然会反映在苏轼身上。苏轼为宋代科技的相关内容提供了个人的经验，有助于今天的人们更全面了解宋代科技知识的状况及其产生、传播和应用的情况。

　　（作者为中国农业博物馆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