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博物院坐落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美丽洲公园内，是全面展示良渚文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论及良渚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在琮、璧、玉钺等精美玉器之外，看似不起眼的炭化稻谷无可争议位列其中。

　　在博物院第一展厅，一盘炭化稻谷和现代稻谷并列展示。黑白分明间，跨越了5000年时光。小小一颗稻谷串联起欧亚大陆最初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它是稻米之路的起点，也是稻米之路上第一缕文明之光。

　　炭化稻谷与良渚城粮仓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欧亚大陆范围内唯一以单一作物（粳稻）经济为主要农业生产内容的史前文明。因此，一颗稻谷的故事需从良渚文明的兴起开始讲起。

　　早在距今1万年前后，浙江中西部的金衢盆地就已出现东亚最早的定居村落，考古学家以最初发现的上山遗址命名，称这些万年前人类留下的物质文化为“上山文化”。在上山文化中晚期的一些遗址中，水稻的驯化已经达到很高程度。此后，历经跨湖桥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最终发展至良渚文化时期（距今5300—4500年），水稻都是长江下游地区唯一的农作物，于是稻作农业成为长江下游文明产生的核心基础。

　　莫角山位于良渚古城遗址正中心，这是一处人工营建的土台。考古学者在莫角山东坡进行小规模发掘时，发现一层厚厚的炭化稻。这片稻谷废弃层面积达600—700平方米，厚约40厘米。学者们推测，这里原本是一处大规模粮仓，后经两次失火被废弃。

　　随后，考古学者又在莫角山土台南侧发现良渚古城专属“仓储区”——池中寺。在这里，学者们发现了体量巨大的炭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堆积厚度0.2—1.2米不等，推测这一废弃稻谷储藏量可达36万余斤。地如其名，池中寺只有北侧与莫角山宫殿区相连，另三面皆环水，易于防火且便于运输。

　　良渚古城与史前稻作文明

　　炭化稻谷和粮仓只是良渚文明的冰山一角。作为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良渚古城遗址整体的布局结构和宏大规模，才是这个文明的集中体现。

　　城址中心的宫殿区主要指前文提到的莫角山土台。莫角山整体呈长方形覆斗状，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使用年代为距今5100—4800年之间。莫角山土台上分布有三个独立的宫殿台基，分别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台基之间有沙土混合分层夯筑的广场和其他房址。整个宫殿区内，目前发现有35座建筑基址，面积为200—900平方米，朝向基本为正南北，排列有序。

　　如果说莫角山宫殿区体现了社会权力的集中，那么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则体现出规模庞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超的规划水平。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西北侧，包括6条“高坝”、4条“低坝”和山前长堤，兼具防洪蓄水、运输、灌溉及调节水系等功能，建筑年代大约与莫角山宫殿区同时。

　　在技术上与规模上，良渚文化时期的水稻种植都颇为成熟。比如临平茅山遗址发现的良渚晚期水田，距今约4500年，南北两头均有排水和灌溉所用的沟渠，每个单独的田块面积在1000—2000平方米。同时，良渚古城遗址中发现的多处水稻存储设施和地点，也证明良渚文化稻作经济从资源管理角度讲，已经存在相对集中的管理分配机制。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表示，良渚古城遗址“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正是良渚文化中水稻种植规模和技术所达到的成就，给予这个稻作农业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与支撑。

　　稻作农业发展与“何以中国”

　　水稻在长江中下游完成了驯化，并伴随人群交流、文化交融进入周边地区，这一过程促成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区域文明的发展。可以说，稻米之路谱写出“何以中国”的最初篇章。

　　在距今6000—5000年，中原、关中乃至甘肃东部地区就已陆续出现稻作遗存。这些稻作因素的北传及粟黍南传，促使中国大范围内形成稻粟混作的农业形态。尽管不同区域因气候环境条件不同，稻粟的比例差异很大，但因地制宜的混合种植模式成为中国传统谷物农业持续发展的坚实土壤，也为中国历史核心区形成“五谷丰登”的农业模式奠定了基础。

　　距今4500年左右，随着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各地区均形成了复杂社会和区域文明，中国进入了古国时代（特指中华文明起源加速阶段中距今5800—3800年前后的时期）。同时，稻作农业向古国之外的区域持续传播发展，使长江上游、东南沿海、岭南地区、云贵高原都逐步成为新兴的山地稻作农业区。一方面，农业化扩展奠定了早期中国的文化格局和地理版图；另一方面，这些区域逐步发展出各有特点的山地梯田式稻作农业，也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中下游粒食传统的饮食文化，米粉、糍粑就来自这些农业化进程中的山川民族。

　　距今4000年前后，日趋加强的区域融合互动成为龙山时期的特征，接续发展兴起的二里头文化是早期中国走向一体化的时间坐标。水稻进一步成为体现社会等级差异的作物，在二里头遗址和青铜时代都邑型聚落中所占比例均显著高于其他同时期村落遗址。自龙山时期开始，随着礼制的发展，日趋复杂的宴飨和葬仪活动中，米酒成为重要的祭祀和消费内容，稻米的价值体现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各个层面。

　　从最初向黄河流域的传播，到塑造早期中国的地理格局，再到成为中国多元一体进程中的重要基础之一，稻米之路为我们讲述了“何以中国”的千年历程。

　　稻作传播与文化融合

　　在人类历史上，农业传播是塑造世界文化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农业背后，是物种、技术、观念的传播与交流，更是人群、语言、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不同地区和时代发现的炭化稻谷，为我们串联起人群与文化的世界之旅。

　　向东北亚和中南半岛传播的水稻，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并非东亚物种传播的领跑者。粟黍农业先于稻作。

　　尽管如此，稻作的东传和南传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化进程。最重要的是，稻作从此生根发芽，为地区民众奠定了共同的饮食文化传统。

　　稻作农业传播也是南岛语族起源和扩散的主要表现之一。考古学者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农人—语言扩散理论，认为这一语族的形成是在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基础上，由农业族群扩散传播的结果。尽管新的考古学和遗传学研究在不断补充和修正这一观点，但不可否认，稻作遗存的出现和东南亚岛屿的新石器化进程具有同步性。因此，稻的传播是南岛语族扩散形成中的标志性特征，稻米之路也是整合太平洋岛屿考古、语言学和遗传学研究的重要线索。

　　自万年前古人选择了河岸边的这株植物开始，从驯化到发展传播，从定居到文化融合，稻谷的旅程是早期文明起源的基础，是“何以中国”的索引，亦是世界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见证。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