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利，巴勃罗·聂鲁达的黑岛故居和他的诗作一样有名。20世纪30年代末，聂鲁达从战火初燃的欧洲回到祖国智利，购置了一块海岸边布满黑色岩礁的土地，一栋石头房子坐落其上，诗人将之命名为“黑岛”。从此，黑岛成为聂鲁达周游世界后一次次返回的港湾，他在这里面朝大海，回忆、想象、创作、会友。

　　流入宽广世界

　　深入群众生活

　　对于聂鲁达来说，面朝大海，并不意味着背对俗世、远离人间，他的石头房子里装着整个世界，正如中国诗人艾青在给聂鲁达的诗中所写的：“房子在地球上/而地球在房子里”——1954年，艾青在聂鲁达黑岛的家中做客，写下充满欣喜、钦慕和希望的诗篇《在智利的海岬上》。今天，这里已经成为聂鲁达故居博物馆。我去参观时，车子从原野中延伸的高速公路驶下，拐过几个弯，浩瀚的太平洋横亘眼前，广阔无垠，激动人心，仿佛一首诗抵达高潮。

　　在诗人故居院落里摆放着一条小船。小船的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实用意义——这片港湾并非聂鲁达的遁世之处，而是他与世界、与无数个遥远异邦的连接之域。房子里摆满他从世界各地带回的纪念品：船头雕饰、各种形状的海螺、奇形怪状的玻璃瓶、放在玻璃瓶里的船模、面具、旧鞋子、烟斗……如同孩子，诗人收集着所有他觉得好玩儿的东西，把家变成包罗万象的博物馆。

　　聂鲁达的家，不是奢华和那种含蓄展示财富的“格调”。他在世间一切普通物件中发掘美的价值，他珍视并歌颂大自然的造物和手工劳动的成果，这和他的诗作风格相一致——他是世界的诗人、人民的诗人。他曾在诗作中声明，在他死后，这栋房子要留赠给劳动者们，“兄弟，这里就是我的家，/请到我这个在贫穷的战斗中建造起来的/海花星石世界中来。”

　　海花、星石，仿佛是海潮和星光的结晶。大海与星星的形象，频繁出现在诗人青年时代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见上图，张伟劼供图）中，它们构成了青涩之爱的意境，它们属于诗人自幼常见的自然景色——空旷的智利南方，仿佛是被“文明”世界遗忘的一个角落。

　　诗人深爱这片尚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土地，也爱这片土地上的人。“倚身在暮色里，我朝你海洋般的双眼/投掷我哀伤的网”“是谁用烟的字母把你的名字写在南方的星群之中？”“今夜我可以写下最哀伤的诗句。/写，例如，‘夜里星繁，/星星在远方很湛蓝，打着寒战。’”……在这些诗篇里，我们看到一个时而激情澎湃地追逐爱侣、时而为爱人不在场而黯然神伤的纯真少年。一切都是最质朴的情感，用朴素的语言写就，一如那朴实无华的智利南方风光。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我曾看到《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诗句被印在地铁车厢里。在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小说《邮差》以及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中，老诗人聂鲁达与年轻的邮递员结为好友，教他写情诗，为他追求心仪的姑娘助一臂之力。诗歌没有成为遥不可及的阳春白雪，而是流入宽广的世界，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

　　永远面朝大海

　　永远满怀希望

　　如果说吟诵着《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时的聂鲁达还是一个惆怅于儿女情长的年轻小伙儿，那么在后来的创作中，在探索诗艺的同时，他不断拓宽着情感的音域，从多情到博爱，从“我”到“我们”，自觉担负起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诗人经历了波澜壮阔的生活：23岁起即担任智利政府派驻亚洲的外交官，辗转于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等地，后又被派驻西班牙，亲身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并竭尽所能地帮助忠于西班牙共和国的难民。他自己也不见容于以铁腕镇压智利工人运动的当权者，在45岁时踏上流亡之途，翻越国境线上的皑皑雪山后，走遍了世界。

　　成为聂鲁达诗歌创作顶峰的是出版于1950年、由200多首诗汇成的史诗式著作《漫歌》。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其奇幻小说《阿莱夫》里提到一个要把大千世界写入一首长诗的诗人，聂鲁达在《漫歌》和《元素颂》中就表现出这样的雄心：全部美洲的历史、整个大陆的风光、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所有人、诗人热爱的一切事物都呈现于这些诗篇之中。对一切凡俗之物不做美化地如实再现，是西班牙语世界的美学传统。作家与人民站在一起，投入争取解放的斗争，是拉丁美洲文学一以贯之的倾向。诗人一再在诗中阐明立场：“采石人胡安，维拉科查之子，/受冻者胡安，绿色星辰之子，/赤脚者胡安，绿松石之孙，/请上来和我一起出生，兄弟”“我希望，在工厂和矿山的出口，/我的诗歌融汇于土地、空气，/和受欺凌之人的胜利”……诗人书写人民的苦难、人民的斗争，以及那顶顶重要的、最适合诗歌来表现的——希望。在这样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世界，诗人期待着更美好的明天：“我期望/狂暴的海风冲击撕碎的雨丝/将我冲入地下的深处，/然后再顺着地底的河道/奔向地层里复苏的春天。”

　　聂鲁达也见证了中国的新生。他在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中写道，1928年的东方之旅，他曾途经上海。1951年，当他再次访问中国时，看到的“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地上雄辩地发生了变化。”他看到，在这个焕然一新的中国，人们的脸上洋溢着重获新生的笑容：“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接待他的中国作家们也以真诚、美好的笑与他一路同行，其中，就有诗人艾青。1954年，艾青访问智利时，智利人民的热情友好同样令他印象深刻。艾青在诗中写道：“在世界的这一边，/人们把我们抱得这样紧，/紧得使我们透不过气，/在我们的脸上使劲地亲……”1957年，聂鲁达再访中国，再次在艾青的陪伴下游览神州大地。他以诗人之眼看到中国人民取得的建设成就，他感叹：“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在乘坐游轮欣赏长江三峡风光时，他注意到忙于耕种的人们：“在极高处，在壁立的岩石之巅，一个褶皱里只要有点儿生长植物的土壤，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耕种。”他也因此对中国充满信心：“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当聂鲁达在黑岛的房子里眺望太平洋时，他一定曾经意识到，大洋彼岸就是中国，尽管这意味着地球两端一段极为漫长的旅程。诗的精神能够克服地理上的距离，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民族实现心灵的连通。今天，聂鲁达的诗歌在我们的语言里不断焕发生机，老中青译者竞相用最美的中文“再造”那些以同样优美的西班牙文书写的诗作，因为它们“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如是说。半个世纪前，诗人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辞世，他的诗歌一直鼓励着喜爱他、怀念他并追求解放的智利人民，支撑着他们度过艰难岁月。今天，诗人的墓碑守望在涛声如歌的黑岛上，永远面朝大海，永远满怀希望。

　　（作者为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