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瑞士南部的山村蒙塔尼奥拉，85岁的赫尔曼·黑塞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世纪德语文学的杰出代表，黑塞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已被翻译成70多种语言，被世界各地的读者阅读。旧时的风云，异国的背景，没有成为阅读的阻隔，反而让这些文字连接起过去与现在，沟通了此地与他乡，在历史的洗练中焕发超越时空的恒久光辉。
承浪漫诗情，书热血青春
“黑塞是熠熠生辉的浪漫主义行列中最后一位骑士。”这是黑塞的挚友、作家胡果·巴尔为其所写的传记中的一句评语。的确，1877年出生于南德小镇卡尔夫的黑塞，从一开始就有着德国浪漫派的文化基因。卡尔夫所在的施瓦本地区，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和许多浪漫派诗人的故乡，黑塞主动继承和发扬了浪漫派前辈的审美倾向和人生志趣。
他在1899年出版的首部诗集，名字便是《浪漫之歌》。由此发端，直至生命尽头，黑塞都在诗歌创作中延续着对自然、对孤独、对漂泊的细致描摹。一朵花开、一片叶落、一缕流云、一袭薄雾，在他笔下都能映照出宇宙气象和生命幽怀。1904年出版的小说《彼得·卡门青》让黑塞一举成名。卡门青正是一个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主人公，他来自瑞士山村，立志成为作家，却在大城市巴黎和苏黎世辗转浮沉，最后在赴阿西西的旅途中获得心灵救赎。
然而，黑塞并非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俯仰逍遥、遁世退隐的浪漫文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切湖山之外的人间悲欢。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在技术文明和物质消费上高歌猛进，在精神领域和伦理规制上却危机四伏。从第二部小说作品开始，黑塞就满怀忧思奋笔疾书，揭示压迫人的庸俗体制，呼唤振奋革新的青春力量。1906年出版的《在轮下》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也具有强劲的批判力度。它讲述了天资聪颖而心思敏感的少年汉斯·吉本拉特通过严苛的州试，进入久负盛名的神学预科学校毛尔布伦修道院，却在这个封闭保守、戒律森严的学院中饱受精神折磨。
一部格调哀伤沉痛的《在轮下》，展示了黑塞在浪漫悠游之外壮怀激烈的一面。他对于时代洪流中迷惘失落的年轻一代始终怀抱诚挚而热烈的同情与关切。10多年后，黑塞以辛克莱为笔名发表小说《德米安：彷徨少年时》，再次在年轻读者中引发巨大共鸣。这一次，他写的不是毁灭，而是新生；不是坠落，而是上升。他依照德语文学传统中成长发展小说的叙事模式，描述了主人公辛克莱从10岁到20多岁的成长经历，刻画出一个不安于旧秩序，渴望开启新时代，并最终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典型人物形象。从凄凉无助的汉斯到勇于探索自我的辛克莱，黑塞从正反两面画出一个时代的青春肖像，透出他破旧立新的一腔热忱。
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于西方列强的霸权纷争，终于欧洲大地上的满目疮痍、生灵涂炭。黑塞很早就认清这场战争的真面目，为和平欧洲的倾塌和文化欧洲的破裂痛心疾首。1927年出版的《荒原狼》中，主人公哈里·哈勒尔是一名年近五十的作家，自称“荒原狼”。他身上的“狼性”和桀骜不驯，与虚伪、庸俗、狭隘、势利的市民社会坚决对立。这头荒原狼无法回归原野，在人类城市中流离失所。这是许多在西方现代文明困局中找不到归宿的孤寂灵魂的写照。不过，黑塞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以奇幻的方式写出了这个灵魂重新探索自我、认识自我的奇特历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的好友托马斯·曼将其看作可与《尤利西斯》比肩的现代派文学巨著。
悟东方之道，疗西方之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美作家和思想家深感西方现代文明弊端丛生，纷纷将目光转向东方，希望从古老的文明中寻得医治现代恶疾的良药。1911年，黑塞踏上东方之旅。在这次旅程中，他发现了一个“令人敬佩”的民族：中国人。他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中国人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是在悠久历史中修得教养并始终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他们不是向后看，而是朝向有为的未来。”
回到欧洲后，黑塞广泛阅读与中国相关的书籍。此时，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正接连将中国古代典籍翻译出版。《论语》《道德经》《礼记》《易经》，对于黑塞来说恰如久旱后的甘霖。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弗朗茨·库恩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诗集也都先后来到他的案头。瑰丽多姿的文学想象、空灵超远的道学智慧令他心驰神往。
这种跨越浩渺时空与文化间隔的亲近感，也在黑塞笔尖流淌。他在诗歌中赞颂出自“最遥远的中国”的“流水琴音”无时无刻不充满魅力；他从《东周列国志》和《聊斋志异》中撷取素材，改编出一则又一则隽永的童话。在1920年发表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中，黑塞索性让主人公画家克林索尔自称李白，将好友称为杜甫，在诗与酒中感怀人生苦短、韶华易逝。
这一番心灵上的文化漂移，其实也暗合了小说《悉达多》的精神主旨。主人公代表希望在古老东方的灵性世界中获取人生意义而甘愿长久跋涉寻觅的西方诗人，他所领悟到的万物归一和所践行的在世修道，正是从中国道家思想中化用而来。而真正的圆满，是放下自我中心主义执念，走向彼此交会融通的世界和谐。这正是经历了欧洲战火、在中国文化中深度浸润过的黑塞所表达的一种期盼。
为人类未来，求美美与共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风雨如晦的艰难时代，黑塞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铮铮铁骨和人道主义热情。他秉持作家的使命感，在文学世界里构造出一个与黑暗现实截然相反的乌托邦。这便是他历经10年写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玻璃珠游戏》，于1943年在瑞士出版。
在这部小说里，黑塞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文学空间，将其安放在了未来的23世纪。卡斯塔里亚是一个远离世俗政治、精英气息浓厚的学院体系，以音乐和数学为基础，将人类的文明精华和思想要义浓缩为玻璃珠游戏，意在为人类的智识发展培养最杰出的人才。主人公约瑟夫·克内希特天赋卓绝，在这个层级分明的教育学术机构里逐级上升，直至成为玻璃珠游戏大师。然而，他不满于卡斯塔里亚的自我封闭，意图走出界墙，献身尘世间的教育事业，却不幸意外溺亡。黑塞讲述了一个结局并不愉快的成长发展故事，它饱含着对未来社会的大胆设想，其中有纯粹的精神王国和崇高的教育理想，也有人间的离合与缺憾。
黑塞钟爱的中国文化在小说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在前言中，黑塞引用了《吕氏春秋》来论述音乐与一国政治道德兴衰的密切关联：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悲以哀。少年克内希特曾随远东学院中一位隐居竹林茅舍的长老学习《易经》与中国音乐，二人研习经书、碾墨烹茶的场景，与中国古代学子求学于贤士的状态如此贴合，令人感叹黑塞对于中国文化的感悟之深刻。
《玻璃珠游戏》出版两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又过一年，黑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此时的他已不愿再现身于文学的舞台、记者的聚光灯下。他寄去了领奖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一贯立场：“我的理想并非要模糊民族个性，这会导致人类在心智上千篇一律。相反，我愿看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可爱世界上，所有形式和色彩的多样化能够长久存在。如此多的种族、如此多的民族、如此多的语言、如此多样的态度与观念能够并存，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黑塞无疑是一位世界诗人。他的声誉源自他对德语文学的浪漫传统和古典人文理想的执守，更得益于他跨越民族与文化的边界、主动吸收东方精神资源的胸怀。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