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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第一辆“文化大篷车”驶向了黄土高原的山川梁峁。仅仅过了半年，消息就从西北的田间地头传向四方。“文化大篷车”火了起来，演出团体也从最初的宁夏话剧团发展到秦腔剧院、京剧院、歌舞剧院等多个单位。
宁夏话剧团“文化大篷车”的主创人员先后8次深入西海固和闽宁镇，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历时3年创排了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文化大篷车”的戏是从黄河岸边的泥土里“长出来”的。大篷车满载着这样的戏，一次次走进百姓的心坎里。
银川市文化街宁夏话剧团的小剧场。“夕阳沿着贺兰山洒下无限金光，印照着山脚绿油油的葡萄园，蔓延到喊水村村民脚下，村民们昂首望向这幅画卷……”这是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排演现场。演了700多场，但每演到这一幕，观众都是掌声如雷。
春节临近，“文化大篷车”又将启程。出发前，为了让这部受到观众追捧的戏更有看头，话剧团还在细细打磨。坐在台下的宁夏话剧团原团长王志洪翻开笔记本，上面写满了观众对这部戏的评价和建议。
39年来，送戏下乡的“文化大篷车”行驶百万公里，流动演出2万余场次，观众达2000万人次，足迹遍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各村镇乃至周边省区。
“前些年条件艰苦，演出人员往往分散住在老乡家中过夜，村民们宁可自己睡在厨房的炕上，也要让演员们在堂屋里住得舒服”
看到村民爬上树杈、球架看演出，宁夏话剧团时任团长王志洪心里总是不踏实。上世纪80年代初，剧团条件简陋，只有一辆解放卡车，平时又拉道具又拉人。团里决定，把舞台也搬到这辆车上，探索室外演出路径，到乡村找观众。
1984年，第一辆“文化大篷车”驶向了黄土高原的山川梁峁。让团员们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半年，消息就从西北的田间地头传向四方。中央相关部门专门派人来考察“文化大篷车”的演出效果，杭州的一家企业专门前来学习大篷车的改装方法。就这样，“文化大篷车”火了起来，演出团体也从最初的宁夏话剧团发展到秦腔剧院、京剧院、歌舞剧院等多个单位。
“越是基层偏远的地方，越要有我们的足迹。”每当讲起“文化大篷车”送戏下乡的点点滴滴，宁夏秦腔剧院院长侯艳的眼中总是闪着光：“前些年条件艰苦，演出人员往往分散住在老乡家中过夜，村民们宁可自己睡在厨房的炕上，也要让演员们在堂屋里住得舒服。”
有一次在固原市西吉县红耀乡，侯艳住宿的人家有个喜爱戏剧的小儿子在县城读书，当得知“文化大篷车”来家门口演戏，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专门赶回家看戏，第二天凌晨4点多又骑车回学校。剧团演了7天，他就这样跑了7天。
还有一次，侯艳在吴忠市红寺堡区杨柳村演出时碰到一位叫傅桂花的老奶奶。老奶奶听说村上来了大篷车，由于走路慢，还没赶到就散场了。已经在返程途中的侯艳当即决定，到傅奶奶家中专门为她演唱。进门后，侯艳发现傅奶奶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第二天离开时，她偷偷跑到县城买了两只羊送到傅奶奶家。
“待到第二年再去，奶奶家的羊已经变成了7只。”侯艳兴奋地说，“后来，我眼看着奶奶家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没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了。”
2013年，宁夏话剧团“文化大篷车”的主创人员先后8次深入西海固和闽宁镇，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听移民讲搬迁遇到的困难、经历的痛苦以及过上好日子后的激动和幸福，历时3年创排了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村民们看过戏后激动地说：“这跟庄子里的事一样一样的，每个人都能对上号，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闽宁镇移民之歌》在宁夏各地都受到热烈欢迎。一次在灵武市演出，一位观众跟着“文化大篷车”接连跑了两个社区“追戏”，仍不过瘾，拉着演员坐上了自己的电动车，一边聊天，一边前往下个演出点。
2022年夏天，“文化大篷车”在海原县九彩乡演这部戏。演出回程路上遭遇强降雨，车子陷入泥淖当中，恰巧遇上往来的村民，只见那位村民说了句“等一下”后，就飞奔回村。不一会儿，十几个精壮的汉子和一辆大型农机车辆向大篷车疾驶而来……
“和时代人物、亲身见闻相结合，演员演的时候感觉亲切，观众看了也没有距离感，所以反响就好”
讲述工会干部帮助农民工维权的话剧《工会主席》在银川市永宁县演出，村民们口口称道。演出刚结束，演员正在大篷车上忙着收道具，突然有些观众拥到车边，拉着主演夏庄炜的手说：“您一定要帮我们也把工钱讨回来啊！”原来，大家是把戏当真了。由于这出戏在排演过程中，演员和当地工会干部有过接触，当即就帮前来维权的农民工对接，最终促成了他们的顺利维权。
在同心县罗山演出时，演出结束已至中午，大篷车正准备离开，忽然来了120多个扛着板凳的小学生。王志洪问：“你们怎么才来啊？”“俺家到乡上不通车，俺们早晨6点多就出发了，走了5个多小时山路才过来的。”看着孩子们穿着单薄的衣服，一个个小脸蛋冻得通红，演员们感动不已。尽管已是精疲力尽，但他们依然把舞台重新搭起来，专门为孩子们加演一场《金色的鱼钩》。
秦腔是宁夏山川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艺术形式，宁夏秦腔剧院的“文化大篷车”无论走到哪儿，都深受欢迎。但侯艳并不满足于仅仅演出传统剧目，还在不断根据身边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创排新剧。58岁的李耀梅是吴忠市红寺堡区龙源村的农民，人生坎坷。为了还清家中债务，李耀梅用3年时间扎了2万把扫帚，并且带动了乡亲共同富裕，是当地人交口称赞的“攒劲妈妈”。她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侯艳。为了找到情感共鸣，侯艳多次来到李耀梅家，把她真实的生活细节融入创作。《攒劲女人》剧本很快成型，如今已进入排练。“好故事要演好！”侯艳很有信心。
与秦腔“文化大篷车”的境遇不同，京剧艺术最初下乡的那几年步履维艰。“有次演出，我们京剧演员一上台，观众就开始散了。后来团里有个年轻人会唱秦腔，唱了一嗓子，大家才回来。”宁夏京剧院院长刘京说：“我们是全国知名的京剧‘老四团’，老一辈艺术家留下来的瑰宝需要我们这代人更好传承下去。传统京剧不能丢，但也不能一味‘吃老本儿’，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在下基层过程中找灵感。”
演出之余，刘京和村民们唠家常，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宁夏盐池县治沙劳模白春兰的事迹，经过多次深入采访，丰富了创作细节。“黄沙堵住了我家的门，几时时才能望见春”“人只要一直向上杵着，沙子就别想把你埋下”“沙坨坨里绿色染，花儿漫透了一碗泉”……现代京剧《花漫一碗泉》一经推出，便深受观众喜爱。“和时代人物、亲身见闻相结合，演员演的时候感觉亲切，观众看了也没有距离感，所以反响就好。”刘京说。
“唱的比我们说的好，也比我们说的管用。‘文化大篷车’一来，就唱到人心里去了”
“看路边马莲丛丛把头低，望山上胡杨焦稍叶儿稀。白白的云彩都到哪里去，蓝蓝的天空罩得人昏迷。”看着宁夏原创秦腔现代剧《花儿声声》的演出，一位观众激动地说：“‘花儿’用秦腔唱出来，美得很！”
宁夏“文化大篷车”下基层活动，推动宁夏秦腔剧院创作出一批接地气、极具特色和影响力的秦腔现代剧作品。尤其是《王贵与李香香》《花儿声声》等组成的“宁夏秦腔三部曲”，成为近年来宁夏文艺创作繁荣的缩影。
秦腔传统讽刺喜剧《墙头记》讲述了兄弟二人不愿赡养父亲，后来又因贪财遭到惩罚的故事。下乡演出时，驻村干部小王也挤在观众群中观看，感慨地说：“唱的比我们说的好，也比我们说的管用。‘文化大篷车’一来，就唱到人心里去了。”侯艳也很感慨：“以前演《墙头记》时，经常看到老人在台下抹眼泪。如今，大家生活都好了，老人也有安稳的晚年，老人们看戏抹眼泪的场景不见了。”
“文化大篷车”一路走，一路播种文化的种子。
袁红玉是宁夏京剧院的一名青年演员。12岁那年，她第一次看到大篷车在家乡西吉县演出。当时的她还不懂得什么是京剧，但已经被深深吸引。
“那会儿只知道戏里讲了‘水浒’的故事，看到台上扈三娘的飒爽英姿，觉得那可真神气。”后来，袁红玉只要知道大篷车在周边村镇有演出了，就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一场不落地跑去看，平日里也在家中有模有样地学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等来了京剧院下乡招学员的好消息。如今，袁红玉已经成为剧院的武旦演员，还将经典剧目《扈家庄》中的“扈三娘”形象带回了家乡。“每次回家乡演出，爸妈恨不得把十里八村的亲戚朋友全拉到台下，那得意劲儿可别提了。”她说。
与袁红玉同一批接受培训的演员有40多名，全都是当年大篷车走乡串户撒下的种子，如今都开了花，成为“文化大篷车”的中坚力量。
82岁的王志洪退休了也没停下笔，至今已经写了70多万字剧本。每次演出，王志洪都要坐在观众中观察大家的反响，向大家请教哪里不符合实际生活，哪里与当地的方言不一致，一丝不苟。“看见酷暑里、寒风中，村民们一站几个小时，痴迷地观看演出，我们又怎能不好好写、好好演？”王志洪说。
“文化大篷车”的戏是从黄河岸边的泥土里“长出来”的。大篷车满载着这样的戏，一次次走进百姓的心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