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考古发现，不仅明确了越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而且丰富了2500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路径，为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国”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当我们讨论越国历史时，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开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从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成立算起，越国考古已历经80余年，越文化的面貌正逐渐清晰起来。近年来，浙江衢州衢江区发现多座西周时期高等级土墩墓，还出土了精美的青铜车马器等，一段先越国尘封的历史正在被揭开。

　　在浙江南部的衢江区云溪乡，2018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已先后发掘庙山尖土墩墓与孟姜村1至3号墩等四座墓葬。除孟姜村2号墩的形制还不明确外，其他三座墓葬都属于西周时期罕见的带墓道、石床、木椁的墓，并且随葬了大量精美的硬陶、原始瓷、青铜器与玉石器。如此考究的营建方式、精致的随葬器物、浩大的工程规模，无不彰显着墓主人身份的非同寻常。

　　这一重要发现不仅丰富了越文化的内涵与面貌，也成为关联浙南闽北地区（包括皖东南与赣东北）同类遗存的纽带。这些遗存散落在浙南闽北各地，普遍随葬青铜器与玉石器，与浙北平原（即越国重要地区）不随葬青铜器的做法有明显区别。衢州高等级土墩墓恰好位于这些分散遗存的中间地带，填补了相互间交流往来的道路缺口，因此可以将西周时期的浙南闽北串联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越文化单元。

　　从文化特征来看，这一时期，浙南闽北与浙北平原应该分属越文化的不同类型；从墓葬等级来看，浙南闽北更可能占据了西周时期越文化的中心地位。这种中心地位的取得，应该主要得益于这一地区与外界的资源流通优势。

　　夏商时期，浙南闽北便是中原象鼻盉、折肩尊等硬陶与原始瓷的主要来源地，西周时更是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原始瓷产地。因此，兼具中原风格与地方特色的青铜容器、车马器才会涌现于浙江衢州、安徽屯溪等交通要地，并且成为高等级墓葬的重要组成。在与中原往来的同时，直口豆、敛口豆等原始瓷的影响也到达岭南一带。浙南闽北墓葬突然出现的成套玉玦、凸纽形玦等玉石器皆长期流行于岭南，可见两地之间实现了玉瓷资源的双向流通。

　　随着西周中晚期以来淮夷叛周，南方与中原的联系被突然隔断，浙南闽北逐渐衰落，文化遗存渐趋凋零。在人群迁徙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浙北平原的越国取代浙南闽北，成为新的越文化中心。

　　春秋早中期的越国，基本延续了西周时期的发展态势，与外界联系较少，社会运行以追求物质财富为重要取向。以丧葬传统为例，越国墓葬的等级构建长期“重富轻贵”，等级差异主要取决于日常陶瓷用器比如豆碗盂的随葬总数，而且不同等级墓葬的分布空间也相互混杂。到了春秋晚期，越国与中原的联系突然密切，人群流动频繁，中原影响变强。越国的丧葬传统因此转向为“富贵并重”，角形器等财富标志物、甬钟等仿铜礼乐器共同构建出规范森严的等级制度。印山越王陵、安吉八亩墩等贵族墓葬的空间，明显呈现出“独立陵园”的趋向。这也许意味着，越国当时进行了主动转型。也就是说，在灭吴之后，越国将视野投向中原，迁都琅琊，经略中原，“致贡于周”。

　　经历了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分裂，统一成为大势。这种与中原的互动，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陆疆、海疆很多区域文化的发展主线，表现在考古遗迹上就是明显的区域文化因素与中原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

　　持续的考古发现，不仅明确了越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而且丰富了2500年前中华文明走向“多元一体”的路径，为我们更好地“读懂中国”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