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神交，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我在中国驻叙利亚使馆工作，常常从阿拉伯文主流纸媒《生活报》读到署名为“阿多尼斯”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思想深刻，境界高远，文笔酣畅而富有诗意，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阿多尼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并非阿拉伯人常用名，我便向一位叙利亚作家打听作者是何许人。他告诉我，这是一位旅居法国的叙利亚著名诗人，但他的诗作比较晦涩。

　　从使馆回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后不久，一名从叙利亚回国的留学生来看望我，赠我一本阿多尼斯的诗集《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我在工作之余随手翻翻，很喜欢其中清新隽永、令人回味无穷的诗歌短章，便试译了一些寄给《译林》杂志，很快就被刊发。编辑还主动联系我，希望我多关注这位诗人，并考虑是否可出版一本他的中文版诗集。此后不久，新创刊的《当代国际诗坛》在讨论选题时，诗人树才介绍了一个情况：他曾请法国著名诗人博纳富瓦推荐几位当下法国的重要诗人，博纳富瓦只提及阿多尼斯一人，并说这是一位阿拉伯诗人，希望他的作品能被译介成中文。于是，《当代国际诗坛》编委们决定设立一期阿多尼斯特辑，并让同在北外任教的俄语翻译家、诗人汪剑钊联系我翻译。我遂委托在国外的朋友购买了阿多尼斯的大部分诗集，从中选译了部分在《当代国际诗坛》发表。后又增译了大半篇幅，于200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这本诗集出版后深受读者的欢迎，迄今已重印30余次，成为我国诗坛多年不见的一个现象。此后，我又翻译出版了6本阿多尼斯的诗文作品，都引起了良好反响。

　　译诗兼具中文之“形”与阿拉伯文化之“魂”

　　我虽然并非诗人，但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受过朦胧诗的启蒙，平时也喜爱读诗，主要工作又与文学研究有关。因此，我自认为对诗歌并非完全外行。在诗歌翻译中，我力图让译诗既“像中文诗”又“不像中文诗”。“像中文诗”，即译诗在中文里称得上诗，而且应该是高品位的诗。为此，我在翻译时费力最多的，是力求让译文具有诗歌内在的节奏感和音乐感，因为诗的形式就是诗的灵魂，形式处理不好，译文难以称之为诗。我还尽量发挥中文的特点，通过译文中词语、句式的精心选择，来调动中文读者对母语文学的记忆和联想，增加读者对阿拉伯诗歌的亲切感和接受度。举个例子，《祖国》这首诗中多次出现“折腰”的意象，如：“为那在忧愁的面具下干枯的脸庞/我折腰”。就译词的选择而言，将“折腰”换作“弯腰”“鞠躬”“曲身”也未尝不可，但恐怕只有“折腰”一词，才能调动中文读者脑海里有关古今人物面对江山、美人乃至权贵、斗米而倾倒、臣服的记忆。换言之，译成“折腰”，能让读者产生更丰富的联想、感情、心理活动和阅读趣味。

　　与此同时，我还追求让译诗“不像中文诗”，因为阿拉伯诗歌不仅用另一种语言写就，还代表另一种文化、文明、世界观与价值观，并体现了外国诗人独特的经历、理念、个性、写作语境等因素。由于这种种因素，阿拉伯诗歌必然不同于中文诗歌。因此，译成中文的阿拉伯诗歌，还应该带有某种陌生感和独特性，这就需要保留原诗的整体风格，如意象的新鲜感、句式的冲击力、词语搭配的和谐性或突兀性，这样才能给中文诗歌和读者提供新的给养和刺激。譬如在《祖国》这首诗中，我保留了原文中（父亲）“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这一很有冲击力的表达，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联想空间。不过忠实呈现原诗的总体风格，并非意味着对原诗亦步亦趋，有时还须在翻译时做出创造性的变动。总之，我希望译诗既身披得体而优雅的中文外衣，又有着独特的阿拉伯灵魂和气质。

　　书写四十余载中国情缘

　　早在1980年，阿多尼斯首次来访中国，其间与夏衍等中国作家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座谈。回到贝鲁特后不久，他撰写了两篇长文，记录中国之行的感想和印象，并在当地主要报刊发表。在其中一篇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中，他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呈现的蓬勃朝气印象深刻。在文章结尾，他对中国做了这样的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她或将创造另一个世界。”

　　2009年3月，为出席《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文版首发式，阿多尼斯再度来华。时隔将近30年，中国已是一个全新的国度，用他的话来说：“除了长城，一切都已改变。”此后，他又8次来华出席各种活动。虽然阿多尼斯足迹遍布世界，但他对中国情有独钟。这其中有多个原因，譬如：他由衷地钦佩中国的自然和人文之美，他和许多中国朋友结下了深厚情谊，他能明显感受到中国读者对他的崇敬和喜爱……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他被亲眼见证的中国巨变所震撼，因此，他对这个焕发出非凡活力的东方古国充满好感。在阿多尼斯的心目中，中国是未来的象征，为他开辟了新的知识与诗歌空间。中国，“不是线条的纵横，而是光的迸发”。

　　2018年金秋，阿多尼斯应邀来华参加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其间，他前往南方多地参加活动。回到巴黎后，阿多尼斯根据此次中国之行尤其是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创作了中国主题诗集《桂花》，并于次年出版。在这本诗集中，诗人把叙述、想象与沉思熔于一炉，呈现在诗中的风光景物，既是感官的见闻，更是想象和意念的结晶。和阿多尼斯多次中国之行一样，我有幸全程陪同他前往各地。因此，我不仅是这部诗集的译者，还是诗歌文本产生的见证者，曾目睹他如何“和松树握手，从桂花的唇间饮水”，如何“把呼吸作为纱巾，搭在黄山的肩头”。

　　令我深为感动、惊讶的是，在中文版《桂花》出版时，阿多尼斯坚持要在卷首用中文写上“献给薛庆国”，这对我而言是一份受之有愧的荣誉和礼物。我深知，浪漫的老诗人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既对我这位中国译者表达鼓励和厚爱，更对中国人民表达爱恋和敬意。正如他在《桂花》的尾声中写道：“友谊是否可以声称：唯有自己才是世界的珍宝？”我在诚惶诚恐的同时，也为能给中外文学交流史留下一段佳话而自豪。

　　今年，阿多尼斯已92岁高龄，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去年底，他刚刚出版了诗歌体自传《阿多尼亚特》的法文版，书名有意模仿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眼下，他正在专注写作多卷本的诗歌体自传。有中国朋友在筹划疫情后的诗歌活动，托我问阿多尼斯有无可能再来中国。当我在电话中转达朋友的邀请时，他毫不犹疑地说：“接受邀请，没问题。”仿佛他已忘了自己的年龄，或者年龄已经把他淡忘；又或者，正如他在诗中写道的：“你想知道诗人的年龄？创新的诗人没有年龄！”

　　薛庆国，1964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译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桂花》《风的作品之目录》等作品。2017年获卡塔尔“谢赫哈马德翻译与国际谅解奖”，2022年获第五届袁可嘉诗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