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我有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这样的重要论述令我印象深刻且颇有感触。对于中国画而言，在深入研究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十分必要。

　　开始学画时，我就喜欢中国画里的人物画，特别喜爱中国画特有的笔墨韵味。笔墨，使中国画具有了特殊的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中国画的风格如何多元，笔墨都承载着最有活力、最有价值的“文化基因”。

　　自上大学以来，我一直坚持创作水墨写意人物画，并在其中寻找笔墨之道。记得大学一年级时，有次素描课的内容是去山东沂蒙山写生，回到学校后，我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和速写记录，利用课余时间创作了水墨写意人物画《山娃娃》。画作中，一群山里的孩子在放学路上聚在一起，讲述抗战故事。这幅作品后来入选了江苏省的展览，并发表在刊物上。我却并未因此而感到满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创作转向古装工笔人物，我的本科毕业创作《水浒组画》和研究生毕业创作《扬州八怪》，虽然先后获得第六届、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银奖，但并不能令我完全满意，因为我还是想用真正属于自己的写意笔墨去画现实生活里的人物。终于，我决定放下工笔，专心研究水墨写意人物画。1998年，我创作了水墨写意人物画《战洪图》，表现解放军战士奋不顾身抗击洪水的情景。该作获得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作品奖，成为我的“水墨雕塑”的首次亮相。

　　“水墨雕塑”并非凭空而出，而是在深研传统笔墨造型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产物。我用水墨“写”出物象的体积感，在笔墨造型的质感上做加法，在写意语言的构造上求转型，在绘画意趣的取向上谋新境，经历了十多年步履艰难且屡遭挫败的探索过程。在此期间，我努力厘清、修正自己对传统中国画笔墨的误读，摒弃由此养成的诸多陈规。同时，我深入体会、感悟传统中国画写意笔墨的自然法度与科学精神。我逐渐认识到，中国画特有的写意笔墨是很讲求科学性的，那些法度的形成皆因崇尚自然、师法造化。无论是山水画里的“三远法”“披麻皴”，还是人物画里的“十八描”，都是经过对自然形态“传移模写”转化构建而来，都是仿生式的笔墨提炼。我进而领悟到，其实中国画从来都不排斥写实，也非常讲究空间关系，就像线条不等于笔墨一样，追求写意绝不等于背弃写实，写意是中国画特有的写实方式。在我看来，中国画传统中确立的勾、皴、点、染等技法，好似写意笔法的分解动作，它们提示我，造型的各层次轮廓与体块，完全可以在写意笔墨表现中，似建筑的整体浇筑那样，化零为整、一气呵成。

　　笔墨可以跨越时空，它属于传统，也属于现代和未来。《战洪图》之后，我的“水墨雕塑”创作除了继续围绕人物题材展开外，也开始向花卉、禽鸟、鱼虫等题材拓展，意在提升笔墨对不同造型的表现能力，打通笔墨与题材之间的界限。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我不断尝试，创作了“鱼鹭”等多个系列作品。

　　近些年，围绕百幅“战士”系列展开的创作，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笔墨的理解。这一系列作品以我的父亲——一位新四军老兵，与同他一样视死如归、奋力抗战的将士们作为表现对象，结合浓淡灵动的笔墨，塑造出一系列英雄形象。为了在创作中有充分的依据，我收集了一万多张相关老照片，反复认真研究照片上的人物神态、服饰装备和场景气氛，用心揣摩每一个吸引我的细节，尽力用简洁青涩的笔墨，绘出每一位战士眉宇间的淳朴与不屈，以及那从容身影背后的硝烟味道。这次创作经历，既令我难忘，也使我的心境和技艺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让我明白：笔墨里的风骨境界是从人的内心流淌出来的，心里有什么，笔下就有什么。

　　长期以来，我的中国画创作一直保持着研究的状态。我始终相信，传统中国画里还有许多深藏着的奥秘没有被解开，这为中国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留出巨大空间。新时代呼唤新笔墨，以紧随时代的笔墨不断激发新的艺术创造，是美术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担当。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