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无其器则无其道”，蕴藏在文物中的价值，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座。作为拥有140多万件藏品、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文物的保护、抢救、利用、管理方面不断探索，走过110年峥嵘岁月。一代代馆员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国博的各个岗位上，深挖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见证、记录、呈现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生生不息、澎湃活力、薪火传承。本报记者独家采访国博老馆员，倾听他们参与国博建设的奋斗故事，展现他们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编  者  

　　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静静矗立。从开馆之初的9名馆员、1万多件馆藏文物起步，国博走过110年历程，琳琅满目的藏品诉说着五千年灿烂文明；一代代馆员与历史对话、与文物相伴，在加强文物保护和讲好中国故事中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美工部设计组组长周士琦：

　　“中国的博物馆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必须要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依靠救济金和助学金完成了学业，1951年，19岁的周士琦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毕业。毕业前夕，他和同学们制作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坚守岗位 永不掉队”八个隶书大字，作为给母校的留念，而这八个字也成为他一生的誓言……

　　毕业后先做设计师，1955年调入中央革命博物馆，承担党史陈列的设计工作。“不了解党史，就干不好这份工作。”那时候，周士琦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马列主义夜大学，系统学习了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原理，一学就是两年。

　　1958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包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内的十大建筑，周士琦参与其中。从设计到建成，工期不到一年，施工人员采用了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方法。“这么短时间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靠的就是一股拼劲。”周士琦负责联系北京建筑设计院，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办公地、设计院和工地之间来回跑。在梁思成、张开济等专家主持下，两个博物馆最终采用“目”字形布局，通过比较大的院落和柱廊，把相对较小的建筑格局延展开来，同人民大会堂形成交相辉映的效果。“先生们对于博物馆空间结构、尺度比例的思考很深刻，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周士琦深有感触。

　　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中国革命史陈列”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也在紧张筹备……博物馆发端于西方，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基本从头起步。周士琦按照中国传统家具的样式重新设计了陈列柜，把中共一大代表的头像等重点图片悬挂在中式屏风上；开国大典的展区摆放着28面红旗，寓意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走过的伟大历程，“中国的博物馆不能照搬国外经验，必须要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周士琦说。

　　为了解文物的文化内涵，让设计尽可能贴合实际，周士琦经常深入一线体验生活、多方查证收集资料。在为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设计展览时，他同宋庆龄的秘书、司机乃至花匠等工作人员一一沟通，阅读了大量书籍，还反复到故居实地体验；位于河北乐亭的李大钊故居原先陈列着一尊李大钊坐像，“李大钊是站着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坐像不能充分表现这位革命先辈的精神”，在周士琦建议下，故居用立像替换了坐像……

　　虽已年逾九旬，但周士琦每天依然忙碌，不时要接待登门求教的设计师，为各地新建博物馆的方案作评审，“看到年轻的朋友不断取得新成果，真为他们感到高兴……”周士琦说。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主任周宝中：

　　“文物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存，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

　　出生于1935年的周宝中，读中学时正逢工业建设在全国各地广泛推进。当一名工程师，成为那时周宝中和同学们的共同理想。1954年，他进入中国矿业大学选矿专业学习，毕业后在中科院的研究所开展分析化学研究。

　　1973年，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中断7年的“中国通史陈列”计划恢复，要加强文物保护科技工作，急需科技人才！在库房里看到一件件精美的珍贵文物时，周宝中被深深震撼了……“来了就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周宝中暗下决心，一头扎进了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更有效保护的全新领域……

　　缺人缺设备缺场地缺经费，工作远比料想的更困难，“最开始，文保设备需要自己寻找。”周宝中回忆：大家用超声波洁牙机、超声波清洗器给文物除锈、去污，将雕刻刀、打磨机、吹风机、画笔和各种刷子用于文物修复……

　　“文物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存，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周宝中像做科研一样探索文物的科学保护手段：上世纪80年代初，他用温湿度记录仪对历博的陈列室和库房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环境监测，提出了调节博物馆室内保存环境的具体措施并形成论文，被收录在《博物馆学论集》上，为国家文物局制订博物馆藏品保存环境标准提供了重要依据。

　　平日里，周宝中经常去展厅和库房仔细观察文物，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解决。周宝中说：“重视预防性保护，可以使文物延年益寿。”后母戊鼎被誉为“镇馆之宝”。有一回，周宝中在检查时发现后母戊鼎的铭文附近和鼎足局部出现淡绿色粉状锈，并且有扩散趋势，随即提交了改善保存环境和抢救保护后母戊鼎的报告，随后的专家论证会通过了保护方案。

　　一花独放不是春。如何把文物保护的科学方法推广开来，这是周宝中极为关注的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博物馆领导干部培训班，专门开设文保科技课程。6年间，周宝中为来自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名学员授课，编写了《现代科技与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陈列环境》等3篇讲义。

　　到北大、北科大等高校开设文物保护课程，参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主编《中国传统工艺全集·文物修复和辨伪》卷，参加重大文物保护项目评审……1996年，周宝中从历博退休，现为国博终身研究馆员、国家文物局科技专家组成员，他依然忙碌，“全社会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主任齐吉祥：

　　“我希望更多人了解历史、喜欢历史，体会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1959年，在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时，高中毕业的齐吉祥等几十名学生成为第一代讲解员。

　　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尽快胜任工作，单位专门安排专家讲授历史等课程。京韵大鼓演员良小楼被请来教他们吐字发音，“她讲的‘吐字如珠’，让我受用一生。”齐吉祥经常一大早就在故宫筒子河边练声；一年以后，他们又被送到北京大学等高校，学习考古学、中国通史、中共党史等课程……

　　在齐吉祥的记忆中，当时全国知名的历史、考古、文物专家几乎都参与了筹建工作。全国77个单位支援了3万多件文物，“每到一处，他们都打开库房让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挑；一些正在展出的文物，只要‘中国通史陈列’需要，就从展厅里撤下来，直接运到北京。”

　　1961年7月，“中国通史陈列”正式开展。开馆第一天，齐吉祥和伙伴们穿着崭新的黄色咔叽布制服，热情地迎接观众，“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了”，站在展柜的玻璃前，他仔细整理着衣服，唯恐有一丝瑕疵，“每天一开馆，观众就涌了进来，一天平均有五六千人”，大家工作热情很高，“一万多字的讲稿，背得滚瓜烂熟……”

　　但一切似乎没有想象中顺利。有时遇上观众询问讲稿上没有的内容，齐吉祥只能尴尬地摇头：“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更多观众的需要？齐吉祥开动脑筋，慢慢悟出了“必须要因人施讲”的道理，于是立马着手改写讲稿；他和同事们先后完成了外宾讲解稿、普通观众简明讲解稿等多个版本。

　　“是什么、为什么、给谁讲、讲什么、怎么讲”，这看似平常的15个字，凝结着齐吉祥的不懈追求；他努力探索每件文物相关的知识、故事，多方了解各类观众的特点、需求，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上午有农村干部来参观，我重点介绍古代的农田水利。”齐吉祥家中，保留着一沓沓泛黄的纸张，上面工整地记录着为不同群体制订的讲解计划以及讲解后的总结与思考。

　　“我希望更多人了解历史、喜欢历史，体会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多年来，齐吉祥给许多历史老师讲过课。为了配合教学，群工部制作了历史教学挂图和幻灯片，到学校举办流动展览。

　　“没有小岗位，只有小人物”，齐吉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40多年，从一名普通讲解员成长为知名的文史专家，创下了业内多个“第一”：第一个评上研究员的讲解员，迄今唯一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编过历史教科书的讲解员……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主任信立祥：

　　“我这一辈子最着迷的就是考古。每当搞清楚一个历史谜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回顾过往，信立祥无比欣慰……

　　1983年，信立祥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这一年，山西平朔露天煤矿建设中，施工方发现了一大片战国晚期到两汉时期的墓葬群。受国家文物局指派，36岁的信立祥出任平朔考古队副领队。

　　平朔风大，黄沙直往耳朵、鼻子里灌。考古队员罩着纱巾，蹲在墓坑里仔细清理文物、精心绘制图表。冬天冻土坚硬，必须先用炭火解冻，才能用镐锨挖开土层。信立祥白天盯现场，晚上在暗室埋头冲洗相片，经常干到大半夜，每天的工作满满当当……

　　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干劲冲天，现场最多时有上千人在勘探。平朔考古前后持续10余年，共发掘战国、秦、汉至辽、金的墓葬5000余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那些年，信立祥一年要在山西待八九个月。有一年过春节，信立祥坐火车回到北京已是大年三十，爱人看见他灰头土脸的模样，顿时就落泪了……

　　1987年，俞伟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他出国考察后发现，加强水下和航空考古力量建设很重要，而我国长期以来只有田野考古。

　　“必须迎头赶上，填补这些空白！”信立祥协助俞伟超立即开始组建中国水下考古中心。队员由新招收的大学生以及海南、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年轻考古人员组成，在青岛、广州等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潜水训练，还跟着外国专家学习使用水下摄影机，用专用纸、笔做记录……

　　1991年7月，渔民在辽宁绥中三道岗海域捕鱼时，打捞出一批古代瓷器和一些破碎的船板，考古队员闻讯赶来，用声呐等设备确定了沉船位置……1992年至1998年间，由水下考古中心牵头组建的“绥中水下考古队”，先后对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进行6次水下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事发海域能见度几乎为零，风浪又高，考古队员穿着潜水服，背着近40斤重的氧气瓶，一次潜水二三十分钟，还要拍照、绘图，体力消耗很大。”信立祥介绍。1997年，中国航空与遥感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历博揭开了海陆空考古的新篇章……

　　“他很执着，认准的事一定干到底。”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老伴宋淑悌默默支持着信立祥的事业，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中山怀王刘修墓、平朔战国秦汉墓葬、班村遗址、连云港孔望山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海昏侯国遗址……数十年来，信立祥一直奔波在考古路上，参与的许多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作为知名的汉画像石研究专家，他用近7年时间编写出版《中国民间收藏汉画像砖石选集》，收录了全国近80位收藏家的汉画像砖石3500余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我这一辈子最着迷的就是考古。每当搞清楚一个历史谜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说到兴奋处，信立祥提高了嗓音，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他不久前刚经历过一次大手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