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1年5月，《文史哲》杂志创刊。七十余载，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守“学术为本，质量立刊”原则，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编辑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2009年，《文史哲》荣获“新中国六十年最有影响力期刊”称号；2011年，荣膺“中国出版政府奖”殊荣；2013—2018年连续三届入围全国“百强报刊”；2021年，《文史哲》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2016年至2020年最受欢迎期刊”。近日，记者采访了《文史哲》三位编辑，听他们讲述办刊过程中的难忘故事。

　　“稿源是关键，无非三个字，即‘高水平’”

　　退休10余年，要说陈绍燕最难忘的，莫过于一次“搓澡”经历。

　　1982年，陈绍燕从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留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负责中国哲学方面的稿件。当时，办刊经费有限，陈绍燕常常挎上背包，揣个饭盒，坐上火车，拜访学者约稿。

　　一次，陈绍燕到北京找张岱年先生约稿。到了饭点，两个人找了家饭馆，点上几道小菜，一人一杯啤酒，聊得投机。张先生心情很好，吃完饭，手一挥说：“走，搓澡去！”澡堂里，陈绍燕为张先生搓背。陈绍燕笑谈，他手法一般，但张先生很高兴。

　　这次经历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相熟后，张先生对《文史哲》可谓“有求必应”。《文史哲》开设“国学新论”栏目，陈绍燕向张先生约稿，不久张先生便寄来《如何研究国学》一文，作为栏目首篇稿件发表。

　　“办好一本杂志，稿源是关键，无非三个字，即‘高水平’，延揽高水平学者，发表高水平文章。”陈绍燕呷一口茶，说道，“编辑必须主动跑，与高水平学者保持联系，才能保障好稿源。”

　　陈绍燕白天约稿，夜里就回到住处精心编稿，或者琢磨如何提高供稿质量、怎样持续约到高水平稿件等。“四处奔波，虽说辛苦，但收获颇丰，结识了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陈绍燕细数道，“比如冯友兰、朱伯崑、张世英、楼宇烈等老先生，我们都有密切的联系。”

　　遇到难以把握的稿子，陈绍燕就去请教编辑部的前辈。“登门拜访时，他们有问必答，令我大为受益。”陈绍燕说。

　　“编辑部对稿件要求非常高，常常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陈绍燕说，出高水平文章，编辑要下足功夫。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和网络，核实引文需从浩瀚书海中翻阅查找，过程漫长且辛苦。稿子都是手写的，常被改得密密麻麻。

　　陈绍燕在编辑部时，季羡林先生曾为《文史哲》写过一稿，经过反复研究，编辑部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为此，编辑部给季先生去信商量、询问。季先生表示同意，并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陈绍燕说，每每想起季老的话，自豪感便涌上心头。

　　“‘敬慎戒惧’，才能尽心，尽心才能不亏心”

　　在编辑部工作10多年，李梅变化不小。

　　刚入职编辑部时，李梅曾被“吓”哭过。当年，她编辑一篇文章，引文生僻，且有部分不规范，便一遍遍给文章作者打电话。作者很不耐烦，训斥了她。

　　李梅也很委屈，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出于责任感，她努力坚持着，生怕出现差错。因为担心，李梅常会从梦中惊醒，反复想稿子中的某处错误到底改没改。李梅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辅助者”，为作者服务，工作时慎之又慎，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开会讨论选题时，李梅有想法却不敢提出，担心没有学术价值。

　　一次夜深人静时，李梅翻开《文史哲》创刊史：历史学家杨向奎任主编，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等骨干教师组成编委会。从组稿审稿，到校对印刷，再到刊物发行，都是他们兼职做的，没有任何报酬，有的甚至自掏腰包办刊。

　　李梅看着第一届编委照片，突然深有感触。“我试着去体会、理解这些老前辈，思考他们这样做的初衷。”李梅回忆道，“我渐渐明白了，《文史哲》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就在于老前辈们潜心研究、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正是需要我辈去传承的。”

　　后来，李梅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学习《文史哲》刊发过的文章。读得多了，头脑中便有了“学术拼图”。“再做策划时，她更加得心应手了，选题研讨时，也敢于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李梅的同事邹晓东回忆说。

　　“优秀的学者，要把精力放在探寻真理、研究创新上。我们编辑要做的是发挥主动精神，融入学术研究之中，帮助他们形成优秀的学术成果。”李梅拿出一本厚厚的《国语集解》，“最近我在编一篇稿，这位学者引用了不少书中的内容。对于这些引文，我逐条研究，仔细核对，必须要做到严谨再严谨。”

　　“‘敬慎戒惧’，才能尽心，尽心才能不亏心，不亏心才能坦然。”李梅说，编辑生涯10余年，她仍在跋涉中。

　　“不仅是一份杂志，更是几代办刊人的精神和文化传承”

　　2016年，孙齐博士后出站。他未曾想到，毕业后会来到学生时代就一直喜爱的《文史哲》的编辑部工作。几年来，孙齐慢慢成长，虽说年轻，但也能“独当一面”。

　　2019年，80多岁的黎虎先生将一篇5万多字的长文投给《文史哲》，由孙齐负责编辑。“此文是我毕生学术生涯的总结，也可能是我最后一篇文章，如果能发表在《文史哲》上，荣幸之至。”黎先生说。

　　“全文注释达300多条，涉及从先秦到明清的各种史料，必须一一找到原书。”孙齐用了半年时间，与黎先生反复交流、探讨，耐心核对，誊录作者的校改意见。

　　不料，文章编好排出校样后，因为篇幅过长，顺延到下一期刊出。如此一来，又多了一些时间可供增补。孙齐赶紧拿出定稿校样重新研读。孙齐翻着厚厚一摞纸，“10余个修改版本，增删达数千字之多，这还只是历次校样的一部分。”

　　此文刊发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黎先生给孙齐去信：“许多重要的观点，是在修改过程中补充完善的。你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促成了这一结果，功不可没。”

　　“编辑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他人作嫁衣’，但在《文史哲》杂志，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文章打磨得更加完美。”孙齐说。

　　为何如此坚守？孙齐讲了个故事——

　　龚克昌先生，编辑部元老，年近九旬，记忆力已经不太好了，时常认不出人，甚至不记得回家的路。“但老先生总能蹒跚地来到编辑部。”孙齐说。

　　《文史哲》70周年刊庆前夕，龚先生又来到编辑部。在会议室里，他看到墙上挂着的编辑部第一届编委照片，挨个地说出他们的名字：“这是赵俪生，这是王仲荦、萧涤非、童书业……”当他走到陆侃如先生的照片前，突然停下，伸出手颤颤巍巍地抚摸相框，哽咽着说：“这是我的老师！”扶着龚先生的是《文史哲》年轻编辑刘京希，同样湿了眼眶。

　　“《文史哲》不仅是一份杂志，更是几代办刊人的精神和文化传承，背后是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孙齐说。

　　本版制图：张芳曼

　　始终如一  不负韶华（记者手记）

　　采访《文史哲》三位编辑前，曾与人探讨过一个话题。《文史哲》甫一问世，便延揽众多顶尖的大学者，关注了一系列学术新思潮，刊发的文章在学界引起过巨大反响。即便在如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众多的情况下，《文史哲》依然受到读者喜爱，在国内外赢得一定声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听三代编辑讲述办刊往事，答案在心中愈加清晰。七十余载时光，几代《文史哲》编辑，视学术为生命，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历经风风雨雨，始终如一、未曾改变。

　　相信《文史哲》编辑部的后来者们一定会传承好这种精神，接好下一棒，把《文史哲》办得越来越好，不负韶华，不负读者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