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日，是张澜先生诞辰150周年。张澜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献出了毕生精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不朽贡献。
一、英勇的保路运动领导人，杰出的人民教育家
张澜先生1872年4月2日生于四川南充的一个佃农家庭。他自幼随父耕读，先后中秀才，补廪生。1902年，他入成都尊经书院，翌年被保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他目睹了日本的维新富强和教育事业的发达，深感教育对国家民族之重要性。在留日学生会上，他提出慈禧还政光绪、变法维新的主张，毕业后被清政府当局押送回国。
回国后，张澜先生先后创办南充民立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学，实行新式教育，主张妇女读书，提倡妇女天足，开四川教育革新和妇女解放风气之先。在教学中，他着重培养学生爱国思想、传授科学知识。后来他大半生从事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英才，有“蜀中学子半门生”之誉，如朱德、罗瑞卿等都做过他的学生，受过他的教益。
1911年，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国家抵押路权、谋举外债，激起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保路运动兴起。张澜先生前往成都参加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当选为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在他和蒲殿俊、罗纶等的领导下，保路同志会开展群众性斗争，反对清政府卖国行径，阻止帝国主义势力内侵。保路运动轰轰烈烈遍及全川，成为全民性的大起义。张澜先生因此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尽管大刀架颈、洋枪抵胸，他也毫不妥协、据理力争。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武昌起义后，张澜先生获释。同年冬，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他受命出任川北宣慰使。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赴北京就任。1914年袁世凯以非法手段解散国会后，张澜先生返回南充办学，并做反袁准备。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后，张澜先生联络川军混成旅旅长钟体道，成立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通电响应讨袁，配合蔡锷的滇军。共和恢复后，张澜先生在蔡锷举荐下任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他励精图治，清肃盗匪，惩治贪吏，废除苛捐杂税，整饬社会风气，川北大治，他也因此誉满全川。
1917年11月，张澜先生升任四川省省长。不久后川、滇、黔军阀内讧，四川形成军阀割据局面，政令不行，他被迫于1918年离川赴北京。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先生出任《晨报》常务董事，蒲殿俊任社长，并聘请李大钊作副刊编辑，增设“自由论坛”“译丛”等栏目。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在吴玉章影响下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晨报》上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声援爱国学生运动，支持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还以四川省省长名义商请交通部，拨川汉铁路股息资助四川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如陈毅、赵世炎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革命家。
1920年，张澜先生奔母丧回川，并于年底卸任省长，在南充主持地方事业，参加地方自治活动。他发动地方人士兴办实业，设蚕桑改良场，改进丝绸生产。他创办《民治日报》，开办地方自治讲习所。1922年，张澜先生复任南充中学校长，进行学制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南充民主学风盛行，吸引川北各县青年前来就学，涌现出许多进步学生。
1926年春，张澜先生创办成都大学并任校长。他实行民主办校，用人唯才，提倡思想、学术自由，各种学派和政治观点兼容并蓄。这一时期，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得到他的大力扶持，成都大学成为西南的民主堡垒、传播共产主义的阵地。张澜先生支持学生进步活动，谴责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杀害共产党员的反动行径，并多方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因此招致国民党的仇恨。1931年成都大学被并入四川大学，张澜先生被迫离职。
九一八事变后，为抗日救亡，张澜先生一方面在南充继续从事文化教育并开展赈灾救济等慈善事业，一方面力促川康地方实力派与中共联系共同抗日。他曾促成刘湘签订“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促成刘湘与陕北中共中央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七七事变后，张澜先生力劝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川军将领出川抗日，劝说邓锡侯、李家钰在山西前线与八路军配合作战。他出任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动员四川各界支援抗日战争。
二、不畏强权的民主斗士，德高望重的民盟主席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张澜先生被聘为参政员。在参政会上，他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和抗战不力时以抨击，有时当着蒋介石的面公开加以谴责，以不畏强权、敢于直言著称。
1939年，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促进团结抗日，实施宪政，是年11月，张澜先生与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打下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为团结民主力量，促进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在统一建国同志会基础上，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成立。张澜先生以个人身份参加成立大会，并于同年10月黄炎培辞任主席后，被公推出任主席。
为实施民主宪政，成立联合政府，张澜先生坚持不懈地与国民党作斗争。他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达两年之久。1943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开幕当天，他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张澜先生在重庆寄居特园，军统在毗邻的康庄设置特务机关，监视他的活动，他毫不理会，民盟仍照常在此集会。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经常到特园与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特园成为重庆民主运动的重要场所，被誉为“民主之家”。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先生连任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民盟与中共亲密合作，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澜先生即发表对抗战胜利结束的谈话，强调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希望国共两党军队迅速停止摩擦，立刻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介石邀请，从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澜先生到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同张澜先生的第一次会面。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访特园，就国共谈判、和平民主建国、中共与民盟合作等事宜同他进行商谈。最后一次会晤，毛泽东在张澜先生卧室长谈达三个小时。张澜先生提出以个人名义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将目前已有的谈判成果告知公众，以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推动，毛泽东赞张澜先生此举“老成谋国”。9月18日，张澜先生《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上发表。毛泽东三访特园会晤张澜先生，加深了中共同民盟的合作，双方由此达成了中共与民盟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后采取一致行动的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恩来在会前与张澜先生晤面，就共同争取出席会议名额等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充分交流意见，形成联合行动。张澜先生作为民盟首席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和民盟代表团默契配合，互相支持，结成亲密同盟；无论大会还是小组会，一方提新方案前必先知会另一方，采取一致步调。中共同民盟这种高度的政治互信与政治合作，最终促使政协达成五项协议。
政协会后，张澜先生坚决维护政协协议，与国民党背信弃义推翻协议的内战政策和反民主暴行作斗争。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他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维持一党专政的实质，严正声明民盟“不愿贸然参加政府”。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暗杀，张澜先生致电蒋介石发表严厉谴责，并在成都李、闻追悼会上义正严辞地发表演说，表示“本人决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民主和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散会后被国民党特务打伤。
1946年10月，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企图拉拢民盟等第三方面参加。面对国民党公然违反政协决议的举动，11月11日，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夕的关键时刻，尚在重庆的张澜先生数次挂长途电话到南京民盟总部，再三叮嘱：“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民盟作出决议，声明不参加“国大”，与中共站在同一立场，使国民党孤立中共、破坏民主力量团结的阴谋破产。张澜先生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一锤定音，确保了民盟上层领导的决策一致，确保了民盟同中共的紧密团结。
1946年12月，张澜先生到上海主持民盟盟务。1947年，国民党肆意逮捕、屠杀各地民盟盟员，查封民盟所办报刊。10月，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在沪中常委召开会议，为保护盟员，迫不得已，以张澜主席名义于11月6日公告民盟总部解散。解散公告发表次日，他以个人名义登报发表声明，表示“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
1948年1月，沈钧儒、章伯钧等部分民盟领导人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留在上海的张澜先生在国民党严密监视下未能赴港与会，他去信对三中全会决议表示同意，并资助民盟在港活动。他与民盟留沪领导人黄炎培、史良等经常会晤，指导国统区民盟地下工作。1949年1月，面对国民党的假和谈和“调停”请求，张澜先生断然拒绝。不久，他与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方才脱险。
三、克勤克俭的国家领导人，与日俱进的德之大者
1949年6月，中共中央邀请张澜先生到北平，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会上他在代表民盟发言时指出，“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同中共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与国家事务，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要求民盟各级组织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党和国家的部署开展工作。他带领民盟参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参加新政权建设，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后，张澜先生在民盟一届六中全会上动员全盟积极支持抗美援朝，做好后方支援工作，还发表演讲、撰写文章，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民盟中央成立抗美援朝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他和家人也节衣缩食省下钱来倾囊捐献。
1954年，张澜先生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2月9日，张澜先生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去世前不久还由衷地说：“全国人民必须更坚强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继续努力。”赤诚之言掷地有声、感人肺腑。
张澜先生曾说：“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中国估计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这才算得是有价值的人生。”他的“立德”，既体现在政治上的大节，也体现在生活中的细节。从旧中国的四川省省长到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先生从不改其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人民公仆本色。他当四川省省长时，夫人仍旧当农民、住茅屋；他的薪俸大都捐助公益事业或民盟事业，在居住过的成都、重庆等地都无房产；他一身布衣便帽从四川老家来到繁华的上海，又从上海走向北京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他将夫人及儿女迁至北京后拒绝国家为他安排的住宅，并执意不接受国家拨发的特别津贴，合家团聚在一处旧陋宅院里。70岁时，张澜先生写下“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的“四勉一戒”，这是他一生行事的座右铭，并以此教育子女。他坚持用“宽容、忍耐、坚定、明达”八个字要求自己，奉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准则。他的高尚品德赢得了毛主席的由衷称道，曾称赞他说：“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是与日俱进的啊！”
我们纪念张澜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高尚情怀，学习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清正廉洁、淡泊名利的道德风范，更要学习他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风雨同舟的坚定政治信念。张澜先生穷其一生，为唤起民众挽救祖国危亡奔走呼号，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奋进不息，为争取民主革命胜利顽强斗争，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几十年的革命探索和斗争中，张澜先生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他曾感慨地说：“我一身经历了几个朝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使我终于发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惟一政党。”他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中见真情，合作中增共识，历经风霜而意志弥坚。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这种友谊，正是民盟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优良传统的生动诠释。晚年张澜先生常常自省如何做好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曾写道：我们居于朋友地位的应该反省，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好朋友？我们的思想意识与作风能否与这位好友相配合？换言之，我们尽了做朋友的义务与责任没有？我们对民族对人民的利益，是否也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我们曾否主动地以对国事负责的态度来与共产党员实行“民主合作”？这对于今天民主党派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政治站位和提升履职水平，切实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澜先生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历史时期，见证和参与了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岁月中的无数次重大历史事件，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是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先驱者，他的名字将永远刻在多党合作的历史丰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主党派成员应以张澜先生等前辈先贤为楷模，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也是对张澜先生最好的纪念与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