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奈是19世纪印象派的奠基者，现代主义绘画之父。作为艺术史上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他具有强烈的革新意识，在创作中吸收古典技法和日本浮世绘元素。他的绘画题材广泛，静物画、风景画、人物画均有涉猎，为人们生动展现了一幅幅现代生活图景。
当时，年轻人想要获得巴黎艺术界的认可，就必须参加法国艺术机构举办的沙龙展览。1861年，马奈的《西班牙歌手》在沙龙展出并获得一致认可，似乎意味着一颗新星即将崭露头角，这时他年仅29岁。随后，马奈不断提交作品，却因未按官方青睐的学院风格作画而屡遭挫败。
1862至1863年，对马奈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两年，《草地上的午餐》《杜伊勒里花园音乐会》《奥林匹亚》等多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逐一面世。《草地上的午餐》借鉴了提香和乔尔乔内《田园合奏》的主题，以及马坎托尼奥·拉蒙蒂根据拉斐尔《巴黎审判》所作的版画作品构图，但马奈一改田园牧歌式的恬静诗意景象，以世俗生活中闲聊休憩的场景取而代之。1865年展出的《奥林匹亚》的灵感来自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除去古典范式中优雅唯美的气质，马奈展示了一位懒散的年轻女子，大胆凝视着她的观众，神情中带着一丝傲慢。马奈绘就的这两幅画作命运相似，皆因打破了艺术史中经典的理想化女性形象而备受责难。从“高雅”的神坛走向现世的“通俗”，马奈努力革新着大众审美，他曾说“人们应该活在自己的时代，画其所见”。这些画作是一份现代主义宣言，标志着一种新的观察方式和先锋意识。作为马奈最忠实的拥护者，法国作家兼批评家左拉写道：“他摒弃了一切现成的知识、一切前人的经验，他要重新观察，通过准确观察对象的方法来摄取艺术形象……马奈先生和库尔贝以及任何一位具有强烈个性的艺术家一样，注定要在卢浮宫占有一席之地。”
这种叛逆精神在马奈的成长中可见一斑。1832年，他出生在法国巴黎，父亲是司法部高级官员，母亲是外交官的女儿。在这样富庶的家庭成长起来的马奈不愿服从家人的安排：父亲希望他从事法律，他却对艺术表现出极大热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成为一名海员。1849年，父亲终于同意他追寻艺术梦想，马奈进入古典主义画家托马斯·库迟尔的工作室学习，接受扎实的绘画训练。库迟尔是一位典型的学院派画家，马奈并不满足固守成规的绘画方式。6年学习之后，他游历了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深深迷恋提香、鲁本斯、委拉斯贵兹、戈雅等前辈画家的作品。
马奈是西班牙艺术爱好者，他深入学习、研究西班牙艺术大师的作品，包括轻松的笔触、概括的造型以及优雅的黑色调，故而他笔下的人物既有典雅质朴的厚实，又有简练灵动的洒脱。他一生都坚守形体与平面之间的制衡关系，同时受日本浮世绘影响，舍弃了传统绘画里的中间灰而偏爱饱满鲜明的色彩，扁平化的形体和淡化的景别使画面具有独特美感。创作于1866年的《吹笛的少年》（见图，资料图片）显示了马奈在绘画语言上的高度成熟。他削减了中间色，采用直接画法，显示出彻底回归平面的趋势，暗灰色的背景直接略去地面和阴影，压缩了明暗层次，否定了空间中的深远感，鲜艳而强烈的黑白红映衬出少年清晰的轮廓。一如画家率性潇洒的性格，马奈以酣畅流利的笔触勾勒出裤子的边缘，又暗示了腿部的形体转折。这样肆意的笔触在《戴紫罗兰花束的莫里索》这幅肖像画中更加突出，马奈完美展现了他对黑色调的痴迷，采用纯侧面的光源让人物精致的面庞浸没在柔和的阴影中，寥寥数笔，莫里索神秘的女性气质跃然纸上。
连续在沙龙展上落选，马奈心灰意冷，但也收获大量青年艺术追随者，莫奈、雷诺阿、莫里索、德加、西斯莱等人都非常尊重他，把他奉为印象派的领军人。但马奈否认这样的划分，他坚持不参加印象派的画展。从对光的表现、色彩的论调等本质方面看，马奈确实不属于印象派。然而，与印象派画家的密切交往也的确影响了他后期的绘画风格。他开始尝试绘制一些外光主题画作，采用更明亮的色彩和更细碎的笔触，例如《划船》《在船上写生的莫奈》《威尼斯大运河》等。
马奈的妻子苏珊娜曾是一名钢琴教师，两人于1863年结为夫妻。苏珊娜多次担任丈夫的模特，在《温室里的马奈夫人》中，画家满怀深情地将苏珊娜的形象安置在颇具巴黎风情的温室花园中。马奈在《阅读》《弹钢琴的马奈夫人》中，以轻快的笔触尽显妻子知性优雅的娇柔之美，而真实的马奈夫人其实是一位身材略显魁梧的女性。马奈写给她的书信情真意切，记录了普法战争中的生活点滴，饱含对妻子的眷恋，以及这段安稳的婚姻生活给他带来的精神愉悦与心灵平静。
画家马奈有着良好的文学和审美修养，无拘无束又热情独立，与波德莱尔、马拉美和左拉等诗人和作家是好友。波德莱尔曾经用“从时尚中提取诗意，与瞬间中分离永恒”来形容这位“现代生活的画家”。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马奈逐渐褪去古典的外衣，不再满足于将现代人物、现代精神置换到传统绘画中，而是彻底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将绘画的内容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公园、海滩、赛马场、铁路、咖啡馆、餐厅。这种变化显然受到左拉小说和马拉美对城市生活态度的影响。但马奈并非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他捕捉生活片段中永恒的瞬间和人物内心的世界。艺术批评家西尔韦斯特评价说：“这些日常生活的小场景中的生命力是惊人的，马奈从未如此有力地证明其微妙、真实而简洁的取景能力。”
马奈生命晚期病痛缠身，绘画风格也转向甜美，大量的花卉作品、女性肖像、娱乐场景都在这一时期绘制。尽管许多批评家认为这是对“舒适美”的妥协，但艺术史学家道格拉斯·库珀将这一变化称为“令人着迷的变化”。《女神游乐厅的吧台》是马奈生前的最后一件作品，一名孤独的女侍者忧伤地望向观众，她身后的镜子映照出人声鼎沸和流光溢彩的娱乐场景，偏移的人物镜像再次证实了马奈并非照搬现实的画家。我们应将他对这些休闲娱乐即刻的描绘延伸至更广泛的现代文化中，考量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对精神层面的冲击。由此可见，马奈并没有流于简单庸俗，他的画作一直与现代性密不可分。晚年的他重整了对美的定义——娇艳欲滴的鲜花、美丽青春的女性、繁华都市的芸芸众生相——这些美丽脆弱短暂，是一位病人对病痛的无声对抗和精神慰藉，是一位坚定的艺术反叛者内心最温暖平和的一面，是一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艺术家对世界的眷恋，更是一位敏感的观察者对繁华喧嚣表象之下的人性关怀和思考。
1883年，这位现代主义的践行者永远离开了，诚如画家德加所言：“他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