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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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22年02月1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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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开蒲:矢志不移,保护生物多样性(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王永战 《 人民日报 》( 2022年02月17日   第 06 版)

  印开蒲在办公室校对文稿。
  本报记者 王永战摄

  1972年,印开蒲(左三)在四川省德格县开展四川薯蓣资源调查。
  资料照片

  人物名片

  印开蒲:1943年生,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原研究员、生态学家。他60余年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考察。他从绘制植被地图做起,参加了四川植被、四川薯蓣资源、横断山植被等多项科学考察,跑遍了四川盆地的山山水水。他为九寨沟和亚丁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大熊猫保护、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等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打开电脑,盯着眼前的校对文稿,印开蒲仔细对照每一个自然段。一行行看下来,遇到有疑问的地方,他就在旁标注……

  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五楼,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印开蒲正为《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一书再版进行校对。

  “快,快坐下”,见到记者到访,79岁的印开蒲连忙站起身,利索地倒起茶。说起与生态保护结缘,印开蒲的思绪飞向60多年前……

  “看到那层峦叠嶂,每一次都心旷神怡”

  1960年,17岁的印开蒲高中毕业。恰逢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农业生物研究所(现成都生物研究所)招生,从小喜欢植物的印开蒲就这样成了一名植物学研究人员。

  “一开始只是见习。我绘画底子好,写字漂亮,就被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地理系学习绘图。”印开蒲打开一本《四川植被》,“看,这些植被分布图都是我画的!”

  一把尺子、一支笔、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些粮票,成为正式的研究人员后,印开蒲开始参与四川西部的植被考察。

  拉起绳子,扯起一块长宽20米的正方形范围,计算面积内植物分布数量——从河谷到山地最高处,海拔每升高100米,印开蒲便和同事们这样拉一次绳子。“这样就可以计算出一定海拔的植物分布情况和数量,进而计算出一个县乃至更大范围内植物分布情况,从而绘制出植被地图。”印开蒲说,绘图既要巧劲,也得有气力,得一个县一个县地跑。

  “那会儿条件艰苦,就着干粮吃咸菜,交通全靠两条腿。”印开蒲常常一走就是好几个月。1962年,一次在雅安天全县的山林调查结束后,看到调查队员们饥肠辘辘,印开蒲提议打点鱼来解馋。看到网里全是活蹦乱跳的鱼儿,大伙儿当时的那种开心,印开蒲至今还记忆犹新。印开蒲说,在山里考察,既需要掌握科学方法,还要对眼前的植被生态充满热爱,“看到那层峦叠嶂,每一次都心旷神怡。”

  1969年,印开蒲加入四川薯蓣资源调查当中。“薯蓣是一类重要的药用植物,调查薯蓣资源分布状况,可以为后续开展合理利用奠定基础。”当时,作为川东调查组组长,印开蒲还担任着经费管理员的职责。“那会儿管理着400元的经费,可大意不得。”每次休息,他都要把经费裹起来,放在衣服内衬里才踏实……

  “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1970年,因为四川薯蓣资源调查,印开蒲第一次来到九寨沟。“沉没在水中的钙华长堤,在湖水荡漾中透出晃动的光影,童话般的美景让我感到震撼!”印开蒲说,当时,他看到有森林采伐队已经进入山林,心里暗暗担心起来……

  果然,1975年、1978年,随后的两次九寨沟之行,印证了他的担忧:砍伐后的大量木材被推入江河之中,顺着大渡河、岷江冲下来。“木材在漂流过程中受到沙埋、腐蚀等因素影响,实际能利用的木材只有不到20%。”印开蒲说,不仅木材得不到利用,因为森林砍伐,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破坏,“我深刻感到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回到成都后,印开蒲向时任所领导报告。随后,由他主笔,拟写了一份建议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我们可以利用保护区研究珍贵动植物的生态和生物学特性”。报告中,印开蒲提出建立南坪县(现九寨沟县)九寨沟亚高山针叶林自然保护区,并介绍了九寨沟的动植物和环境特点。

  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另一份报告,分析不合理的森林采伐导致水土流失、木材浪费等问题,提出“制止不合理开发利用形式”的建议。

  随着两份报告得到关注,1978年12月,九寨沟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采伐随后被禁止。

  此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稻城县亚丁村的生态问题受到关注,如今成为著名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本世纪初,岷山土地岭大熊猫生命走廊项目建成,大熊猫的栖息地得以很好地保护……在四川,很多有关生态保护的建议、规划,都有印开蒲的一份功劳。

  “生态保护是我一辈子钟情的事业”

  100多年前,一位国外的植物学家在采集植物时,在中国西部拍摄了上千张照片。1997年,印开蒲开始谋划在曾经拍过照片的地方再次按下快门,反映中国西部生态的变迁。

  印开蒲先是花费几年时间研究路线、搜集照片,又用整整6年,跑遍了四川、重庆、湖北等许多地方,走完了全程。这对当时已年逾花甲的他来说,十分不易。2010年,集纳250组对比照片的《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一书,终于面世。

  如何寻找曾经的拍摄地?“一个县一个县地走,找当地的老乡和县档案馆问。”在找拍摄地的过程中,印开蒲也交到了越来越多朋友。

  跟着印开蒲一起工作的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单,非常敬佩印开蒲的亲和力。“每次和印老师出去,当地人都非常热情。”朱单说,有一年到北川寻访,老乡提前得知印开蒲要来,一直等他们到下午两点多才一起吃饭,“靠的是日积月累的感情”。

  “今天尤其辛苦,早上起床时,屋子外面全是白霜。昨晚睡在海拔3920米的一户牧民家里……”在印开蒲的日记本里,2008年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翻越大炮山,这段经历让他尤为难忘。

  “生态保护是我一辈子钟情的事业”,对于印开蒲而言,生态保护越来越得到重视,让他特别开心。等校对完文稿,他打算带着朱单重走一遍当年的路线,“把我在各地认识的人介绍给朱单,以后他还可以再去拍!”印开蒲对未来期许满满……

  

  ■记者手记

  孜孜以求 感人至深

  采访结束后,印开蒲立即回到工作状态。他说,趁着身体条件还允许,要抓紧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来不得半点儿懈怠。

  和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印开蒲主要做了三件事:把植被分布状况转化为一张张清晰的图表,为后人研究提供大量基础资料;呼吁在九寨沟等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扛起了科研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拍摄分析植被生态资料,让影像记录穿越百年,把生态保护的理念更形象地传递给公众。

  60余年跋山涉水,永远保持孜孜不倦的状态,这是印开蒲身上最打动人的地方。印开蒲贡献的,不只是一份份研究资料和调研报告,更有那份热爱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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