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面临越来越广泛深刻的挑战和危机。在一些美国政客口中，中国似乎是美国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实际上，美国所有的问题，根本上都源于其社会性质、制度设计和霸权体系的深层矛盾，怪不得别人。但是，美国政客为何如此习惯于“甩锅”？其实这在美国的制度、政治文化和心理机制中有着深刻的渊源。
一、有限责任之必然
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精神，可以用“有限责任”来概括。美国建国前，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在性质上可分为三类：封建领地性质的业主殖民地、殖民公司性质的公司殖民地、合股契约性质的自治殖民地，它们的共同特征均为私权“法人”实体。因而，在制度精神上也类似于公司，即主要功能在于股东投资的增值回报。美国建立联邦后，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这样一种精神，其制度精神就是为了实现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并且回避政治责任。在其制度设计和演进过程中，处处体现着有限权力和有限责任原则。
首先，美国采取联邦制，意味着中央权力是由州授予的，是被明确“列举”出来的有限权力。虽然200多年来，联邦政府致力于权力扩张，但是迄今中央权力依然有限。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美国总统声称要封州时，州长则声称这是在对州权“宣战”。其次，立法、行政、司法形成的所谓“三权分立”将各级政府权力分成不同的分支，初衷是确保权力的有限，而立法权内部同样还要再分为参众两院。三权之中，司法权突破美国宪法中的模糊地位，获取了宪政审查的权威，对立法权和行政权形成不可忽视的制约。此外还有各种相互嵌套的“否决”机制，使得政府权力有限、行为低效、内部掣肘。正如立宪者之一、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所说，宪法就是要设计得无比复杂，让后人难以改变，让人民无法染指。
除了宪法制度外，其他方面的制度发展也遵循同样逻辑。首先，两党政治逐渐成形，相互掣肘，遂成今日党争之患。其次，行政官僚系统被限定在非政治性的“工具人”地位，无法染指核心政治权力。最后，私人银行集团兴起，垄断了美国的货币权力，通过美联储来行使“金融资本限制国家权力”的功能。
这些制度设计，使得政府处于一种有限责任状态。联邦制及其主权分层结构极大地免除了联邦政府的治理责任。例如全美没有统一的警察、消防和学区系统，因而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联邦政府有合理的借口不予行动。美国崇尚的法治原则，如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让一切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免除了政府本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且让有钱雇佣律师的人占据天然优势。代议制就是财产权的代言人，让经济权力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对于没有财产的人，政府自然不承担责任。三权分立最大的效用也是让责任无处可寻。英国哲学家密尔曾说，当任何人都不知道谁应负责的时候，就等于谁都不负责。
美国不存在单一的政府，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分支机构会积极承担责任。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曾经严厉批评这种有限责任状态，他认为宪法对政府的每一项功能都委以一小部分职责，使其容易推脱责任，“目前实行的权力分散且责任不清的做法，是（美国）联邦制度的根本缺陷”。
在这样一套有限责任制度原则之下，美国政府显然没有解决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问题的真正动力，一切都是为了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遇到问题，开启“甩锅”模式自然是政客们的第一选择。
二、选举政治之怪圈
美国的政治文化来源于欧洲小规模国家的传统。英国学者芬纳提出过一个“广场型政治”的概念，在小规模国家中，往往会采取广场议政的制度。但是广场式政体在国家变大后就无法持续，因为国家规模的扩张必然带来对某种代表制的要求。美国建国之际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建立了现代代议制政体。代议制之下，产生了现代选举政治这样一种授权政治。
在广场型政治的传统下，擅长“巧言令色”者才能获得选票而上台。当然仅靠“巧言令色”往往还不够，还要辅之以对对手的攻击。在美国政治词汇中，专有“甩泥巴”一词来形容此现象。胜利者一旦上台即失去了所谓民主的约束，无能甚至渎职的后果无非是下次败选而已，但可能不久后随着人们的记忆淡去还可再次上台。即便是严重犯罪，也无非是遭到弹劾。早在19世纪初，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美国奇特的弹劾制度，其实就是有限责任制度之下，对民选官员责任的豁免。
选举这种形式也决定了政党在其中争论的不是是非优劣，而是输赢。选举中的失败者为了打击对手而无所不用其极，在立法和政策问题上党派划线、为反而反、大搞“否决政治”，全然不顾人民与社会之公益。选举还会进一步加剧党争，两党候选人为迎合选票而随意承诺、提出不负责任的极端政策倡议，会故意放大分裂性议题或者身份差别，等等。这不仅会激化社会中已经存在的矛盾，还会在原本没有冲突的地方刻意制造冲突。
选举政治还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变量——媒体。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选举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使选举活动更加类似于娱乐圈中的“选秀”，鼓励政客发表极端言论、提出极端政策。随着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信息的“茧房效应”更加突出，选民倾向于单一新闻来源，算法又会基于大数据分析而定向分发同质信息。这个过程会不断加剧选民极化和政党极化，使政客们热衷逞口舌之利而不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三、巨婴文化之本能
历史地看，在美国崛起过程中，这个年轻的国家也曾经生机勃勃。为何变成今天这样多疑、爱抱怨、爱“甩锅”？这与美国文化的巨婴化有关系。
巨婴文化有两大来源。其一，缺乏历史的锤炼和积淀。一个民族必要经历诸多挑战和磨难才能积淀下成熟醇厚的精神。由于没有经历过真正严峻的考验，美国的精神和文化长期停留于童年期。美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安全的地缘条件，未曾经历过生死存亡之苦。这样一个国家一路“逆袭”，就像一个持有致命武器的“婴儿”，具有破坏的力量却缺乏自制的能力。从未接受过“挫折教育”的美国巨婴，一旦遭遇霸权衰落的危机，便极易产生怨天尤人的“甩锅”心理。
其二，美国精神的分裂。二战后，在美苏冷战和国内人民抗争的压力下，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一个平等意识上升的进步时期，种族、性别和其他方面弱势群体的权利有所提升。但是在统治阶级的操控下，这场运动很快便不再关注真正的剥削压迫，转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多元文化和身份政治，炒作种族、性别、环境、堕胎、性取向及各种少数群体权利来制造“政治正确”，引发社会分裂。这场运动引起了右翼保守派的反击，他们祭起宗教保守主义、要求回归白人价值，形成了一场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绵至今的“文化战争”。这场文化战争使美国进一步社会撕裂、文化解体和政治极化。左右两派的精神都被狂热教条所裹挟，不愿意正视自身问题。此时，最简单、最廉价的方法就是寻找外部敌人，“甩锅”也就成了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方便法门。
今天，美国的制度、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都是积弊已深，矛盾正在全面爆发，需要一场巨大的改革。对于美国是否有能力、有勇气改弦更张，国际社会都抱着高度的疑虑。但我们还是要真诚地建议美国各界精英：今天美国人要做的是认清自身的问题根源，放弃霸权主义的春秋大梦，丢掉转嫁矛盾的幻想，与世界和解，与中国合作，共同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