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至2011年，在长沙五一广场及其周边地区，考古相继出土了六批竹木简牍。1996年的走马楼三国吴简和1997年的九如斋东汉简是最早的，2003年前后又出土了走马楼西汉简和东牌楼东汉简。2010年的五一广场东汉简和2011年的尚德街东汉简更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长沙五一广场，自古以来就是长沙城的中心区域。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南方崛起，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建造城邑，并初具规模。秦初，在此设长沙郡，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公元前202年，西汉在此建立长沙国，在今五一广场区域筑造扩建长沙城。《汉书·地理志》载，长沙国辖临湘、益阳、湘南等十三县，临湘为都城所在，宫署位置仍在五一广场区域。可以说，长沙建城2000余年，城市位置未发生迁移，宫署位置从未改变。如今发现成批量的简牍合情合理。
丰富了简牍的遗存类型
东汉时期的简牍之前一直相对较少。除西北屯戍汉简和其他地方散见的少量有东汉初期纪年，或根据用语及书体风格推测为东汉以后的简牍外，极少有东汉中后期之物。因此，五一广场地区连续出土的东汉中、晚期的简牍，就显得弥足珍贵。
这些简牍埋藏环境基本相同，均来自于古井（窖），从而丰富了出土简牍的遗存类型——井窖简。它与遗址简、墓葬简三足鼎立，并且呈“井喷”之势，在数量上后来居上。据统计，目前国内出土的井窖简约有16万枚左右（含残简），占简牍总数的一半以上。由于古井与古代衙署相关，因而在内容上，井窖简也多以行政、司法等官府文书为主，与墓葬简中多见的更引人注目的“典籍”竹书截然不同。正是这些实用性的、内容各有偏重的官府文书类简牍分批次的出现，让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在过去20年中，这些简牍的整理、研究、出版也引领着秦汉、三国、两晋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
2010年考古发掘的五一广场东汉简（以下简称五一简）的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它的时代相对清晰，基本为东汉中期和帝（公元88年）至安帝（公元125年）时期。它的数量更多达6862枚，是迄今为止出土东汉简牍中数量最多的一批，占到东汉简牍总数的3/4以上。这批简因为时代相接、性质相同、内容关联性强，鲜活反映了公元100年前后长沙郡临湘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从走马楼西汉简到三国吴简的“湖南简牍文书群”序列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也是东汉中期简牍的重要例证。
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风俗
五一简多为长沙郡临湘县廷处理各种行政及司法事务的文书。有长沙郡太守府直接下达或转发的下行文书，也有郡内县与县之间往来的平行文书，还有临湘县上报太守府的文书底本，因此比其他东汉时期的史料类型更全面，记述也更为详实和生动。通过全方位的研究，我们可以复原东汉中期临湘社会的多个侧面，发现很多历史细节。
比如每逢旱涝灾害之时，朝廷便会颁布一些诏书或法令，以保护粮食生产和供给。五一简中保留了两份诏书的摘抄本，一份为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一份为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内容大同小异，前者言“甲戌诏书：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立秋如故。去年雨水过多，谷伤民饥，当案验沓召，轻微耗扰，妨夺民时。其复假期，须收秋，毋为烦苛。”大意即告诫、约束主狱官吏，除死刑犯外，断狱不能妨碍农作时令，目的在于保护劳动力以增加生产。
从一些简中又可知，在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时间内，当地也会在一些平时不易监管的交通要道设置临时治安岗亭，以保障运输。为了禁绝粮食浪费，也有禁止民间私酿、私沽、群饮的相关规定。五一简中多见有对“糜（靡）谷作酒”之吏民的处罚，违反者“罚金二两”。
东汉中后期，流民问题相当严重，从五一简中可知，当时的流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客籍或原籍占著户口，即“随人在所占”。这也是安抚流民、增加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五一简还可以和之前的走马楼西汉简、之后的走马楼三国吴简进行纵向比较，看出这一制度的演变脉络。
新材料必然带来新学问
简牍形制是简牍本体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五一简中保存有楬、檄、封检等多种完好的实物形态，包含了简牍文书的丰富类型，既可视为相关简牍形制的标本，也启发了我们的认知。
比如富有特色的“合檄”。檄这种文书因为不同的封缄方式和用途分为合檄、板檄等。合檄是上下两片相合之檄，居延汉简中未见合檄实物，学界曾推测，合檄必然是把文件写在大小相等的两片木板上，然后把有字的一面相向重合起来，再缠上绳子，印上封泥。五一简提供了实物证据，其上文字自署为“合檄”，从而证实了合檄实际是将小的木板“镶嵌”在大的有凹槽的木板之上，然后再施以封泥。
还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简牍。比如“君教”木牍。这是一种较宽大的木牍，分三栏书写，上栏写“君教”，并有类似于花体的画押文字“诺”，下二栏为“白事文书”，即直接上报长官无需转呈的文书，“诺”为长官同意后所作的批示。这种木牍实物在东汉以前的简牍中并未见到，但在走马楼吴简中则多次出现。还有“本事”签牌。这种签牌只见于东牌楼东汉简、五一简及三国吴简和楼兰晋简，可证东牌楼简中类似内容签牌中的“本”字，就是“本事”的省写。而五一简中“本事在此中”的表述，正可与《史记》《汉书》中“事在某篇”“事在某传”等记录方式相参照，这应该是“史家写作”和“日常写作”相互渗透的结果。同时，“君教”木牍及“本事”类签牌只见于东汉及以后的官方文件中，似乎说明，东汉时期的文书样式更趋于成熟和程序化，其面貌有一定的革新，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考古工作者还第一次发现了“像人”木俑。以往所见木俑多见于墓葬，而此“像人”木俑却与司法程序相关。该木俑“呈站立状”“整木雕成”。五官仅雕出轮廓，分腿站立。保护人员在对木俑进行脱水保护时，发现俑人身上多个部位有墨书的字，比如左耳后写有“创一所”三字。研究者认为木俑和爰书一起上报是当时公堂审案的一种方式。在木俑身上标明各处创伤的位置，便于公堂之上主官查验断案。
虽然多为废弃的简牍，但与其他东汉简牍“散乱”的特点不同，五一简是可以编联的，因而更具系统性。尤其是木两行简，出土时保存状况较好，从所存的标题简和册书的首简、尾简及可关联的简文观察，大约存有100余份册书的基本框架和部分内容。有的竹简残断严重，但也是可以编联的，通过开展更多的缀合、编联工作，即可恢复出其原本为册书时的大概样貌。
新材料必然带来新学问。目前五一简的整理和资料刊布工作已将近过半，随着新材料的增多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册书复原语境下综合研究的持续展开，必然推进东汉社会的官僚管理体系、司法程序、文书制度、名物训诂和语言文字等研究，从而使略显零散的简牍摆脱“碎片化”的困境，发挥出其蕴藏的重要价值。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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