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对人民民主的性质、内涵、目的、特色、评价主体和评价标准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系统阐释，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明确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相较于资本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道义高度和中国特色，是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中国式民主是全体规模上的人民民主，不是“金主”主导的精英民主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广泛参与的、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尽管美西方宣扬他们早已进入了大众民主阶段，但他们的大众民主仅局限于选举与公投环节，大众根本没有当家作主的地位，不过是政治精英的竞选工具和脱责工具。
民主之所以被作为竞选工具，是因为他们认为，古典的民主理论或者人民主权的理想，在现代社会是行不通的。因为大多数选民是精英之外的普通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是被动、冷漠的，没有理性。民主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政治精英的统治。因此，美西方的民主实际上仍然是精英民主，大众被限定在选民的地位。民主之所以被作为脱责工具，是因为美西方经常搞公投，一些政治人物往往为了选票而公投、为了推卸责任而公投，而精英或政治人物背后是“金主”即资本的支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选举总支出高达140亿美元。其中，许多来自大富豪、大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捐款。政治人物当选后，势必会利用公共资源回报这些“金主”。
中国式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参与，不是仅仅体现在票决环节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能够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都能听到人民的声音。这就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在美西方，大众的民主参与局限于竞选和公投的票决环节。在竞选中，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在公投中，往往是政治人物怕担责任，靠公民投票的简单多数帮其做选择。比如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当时的领导人为了竞选而做出的轻率之举。大众缺乏全过程的民主参与，仅在票决环节受到宣传鼓动而参与投票。有时政治人物为影响投票，甚至煽动民粹主义为其所用，这就使得投票具有盲目性和非理性。
中国式民主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民主，不是福利承诺拍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谋幸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价值追求，又是战略目标。前些年，美国杜克大学学者史天健在中国进行过实证调查，其基本结论是，多数中国人谈论的民主是指政府在作决策的时候，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这种认识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定关系，也说明民主的基础是实现人民利益。中国人讲民主，既讲政治上的民主，又讲经济上的民主。为人民谋幸福，解决人民的民生福祉问题，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在人民广泛的民主参与实践中，体现得很充分，是真实的、具体的、一贯的。美西方讲民主，不会讲经济上的民主，而把民主主要限定在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又把民主主要限定在票决环节。
对此，可以从全民医疗保险的案例来作比较。中国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就有覆盖城乡的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现在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的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和成效更是举世瞩目。再看美国建立全民医保制度，从西奥多·罗斯福算起，历时近百年，到奥巴马任期内的2010年才得以勉强通过。由于奥巴马继任者的不同政见，医保法案执行中还出现过曲折。有人说，西方的领导人竞选是福利拍卖会。准确地说，应该是福利承诺拍卖会，因为他们在竞选时向选民承诺的福利支票，有的做得到，有的做不到，或者多数做不到。
中国式民主是共识性民主，不是族群撕裂
列宁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作为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民主，其功能应该是产生“公意”、形成共识，而不是分裂、对抗甚至族群撕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整个民主的运行过程，是形成最大公约数、形成共识的过程。虽然在决策程序中，我们也有多数赞成才能通过的规定，但在表决之前，有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征求意见、讨论、审议的制度和程序安排，也就是说在表决前就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因此不是没有过程的简单粗糙的“多数决”。
美西方常常宣传全民公决的民主价值，但公决的结果往往是分离、撕裂甚至对抗。他们向一些国家推销全民公决的民主方式，致使这些多民族国家解体甚至出现动荡。英国是较早建立代议制民主制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政治人物一时需要而启动脱欧公投，结果“脱欧”或“留欧”的票数接近，使族群撕裂的危险凸现。从提出公投到正式公投、再到公投以后，家庭内部、组织内部、社区内部、阶层之间、族群之间长期辩论对抗。公投以所谓高调正当性的大众民主出场，却以民粹、轻率、不确定、不可问责、不可补救等非理性结果而遭受质疑。
中国式民主是效能型民主，不是程序上的否决机制
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其中有许多深刻原因。比如，有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政治相比较，除了阶级基础不同，治理机理也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同时领导人民用民主的方法有效治理国家。再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一系列制度安排。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使民主有序有效；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有利于达成共识，有利于科学决策、高效能决策。此外，中国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相结合。中国在广泛民主参与基础上形成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有设计、有组织地开展试点，鼓励基层创造，对成熟经验加以总结推广。这既是发挥人民创造精神、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又是民主与集中良性互动的过程。
美西方经常宣传多党竞争有利于形成最优决策，但在实践中，党争变成了“否决机制”。金钱政治和游说团体正在扭曲美国普通民众发声的渠道，绝大多数人表达真实意愿的声音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遮蔽。利益集团阻止对他们利益有害的法案出台，促成有利于维护垄断利益的法案通过。在美西方议会中，由于议员代表不同的政党及其背后不同的财团利益，彼此针锋相对，长期以否决对方的议案为出发点，很多法案长期议而难决，难以形成共识。要么被长期拖延、搁置，要么极少数议案运用简单的“多数决”通过，引起群体隔膜和撕裂，在实际中也很难执行。
中国式民主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毛泽东同志说：“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一些西方国家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刻意宣扬大国竞争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坚持零和思维。对待不同于他们的民主类型，采取排斥、敌视、围剿的态度。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国际关系有鲜明的民主主张。早在1953年，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促进人类进步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