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0年里，考古学家发现、发掘了上万处古代遗址，通过艰辛的工作探寻遗址中埋藏的秘密，揭示人类自身的历史。每当我走进这些遗址时，尘封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湖北省的石家河和屈家岭，便是那种虽短暂接触却让人感触深刻的遗址。

　　湖北天门的石家河遗址发现于1954年，经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的考古工作，现今知道这是4000多年前长江中游地区的一座中心城址。城址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四周有城墙和城壕，城内外多个地点出土了大型的建筑、埋藏多处的墓葬及奇特的祭祀遗存。出土遗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工艺高超的精美玉器，数千件陶塑动物和陶偶，以及目前已发现的长江流域年代最早的残铜片。因石家河城址及周围遗址群的发现，我们得知在长江中游存在着一种远古文明。又因为长江下游良渚遗址的发现，我们进一步明确了长江流域在中国、东亚甚至世界的古代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石家河及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出现与稻作农业的起源密切相关。因稻作而积累的技术、知识、组织管理能力和社会财富，使稻作农业成为早期文明产生、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文明的重要内涵。关于稻作的起源，学术界曾有不同观点，但长江中下游不断增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这里可能才是水稻的起源地。考古学家在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约1.2万年前的水稻植硅体和稻粒，在湖南彭头山和湖北城背溪遗址发现了八九千年前的稻谷遗存，在湖北的屈家岭遗址中也有5000年前的稻谷。在长江下游，从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到良渚文化遗址，都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稻谷遗存和农具。相比之下，石家河种植水稻的历史不算久远，但正是稻作文化孕育了这个区域的文明。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论及石家河时认同，稻作文明的曙光照到了石家河城头。今天，长江流域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稻种植区，稻作文化依然可以成为衡量现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指标。

　　2012年我去石家河，车子穿行在稻田中。9月的稻田不是沁人心脾的青绿，也不是意味着丰收的金黄，而是绿中微微泛黄，这样的色彩和景致让我遥想几千年前稻田的模样。突然车上有人指向路边说：“那是袁隆平的实验田。”袁隆平院士因致力于研究、开发和推广杂交水稻而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倾尽一生造福于民，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做出贡献，令世人敬仰和缅怀。在车上我并没有看到田间有任何标记，以后也未查阅到袁隆平在天门培植水稻的确切资料，但确实搜寻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袁隆平及其专家团队曾在荆州、荆门等地开展杂交水稻种植技术研究的信息。那日，我感觉通往石家河的田间公路总走不到头，一望无际的稻田连接着远古与未来。

　　曾看过一些画家的稻田画，那种用极富韧性和弹力的貂毛笔描绘的秧苗、稻浪、田垄、荷叶、芭蕉、椰林……纤毫毕现，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在画前能听到风从田间拂过，闻到稻香和泥土的气息，从静谧的绿色中感受到成熟后的收获。当我们知道了石家河和屈家岭，了解了水稻和文明的历史，我们自然会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加入自己的理解与体会，画中表现的不只是田园风光，还有我们由来已久的生活与文化。

　　离开石家河，我去了相邻的京山屈家岭，那是一个年代更早、与石家河有关联的遗址，长江中游的水稻遗存也最早发现于此。因屈家岭遗址而命名的屈家岭文化，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并确立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家从此揭开了探索长江中游远古文化的序幕。在石家河遗址，地面上还有数千年前的城墙和建筑台基，但在屈家岭已不见任何古代遗存，考古学家发掘出的遗迹已重新填埋于地下，一切归于沉寂。我一时难以想象，面对的是曾经兴盛的农耕聚落。沧海桑田的变换似乎只在一个昼夜。遗址边的小路旁有一土坯房，那是上世纪50年代王劲等考古学家发掘屈家岭遗址时借住的民房，如今作为当年考古队驻地得以保留，成为遗址上的“纪念碑”和遗址的一部分。王劲先生于1954年开始参与主持屈家岭和石家河遗址的最早发掘，她毕生致力于考古学术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他们这一代考古学人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在土坯房前，面对空寂的遗址，想起一代代考古学家为追溯历史而将生命付与考古事业，我突然一阵冲动，很想在四季的风中写下他们的名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