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今后打算，82岁的中科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淳生说：“国家培养了我，如今上年纪了，要抓紧时间，尽量多做点事。”
像赵淳生一样，科技工作者朴素深挚的情感，是支撑他们前进的力量。
志在报效祖国
赵淳生是我国超声电机领域的奠基者。上世纪90年代，他放弃海外科研机构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
“我出去学习，就是要学到本事，服务祖国。”赵淳生说。当时，超声电机在国内是全新课题，没有启动经费，他向系里借了1.5万元，靠着简易的设备，带着几名学生，一头扎进实验室，不分昼夜地进行科研。
1995年12月17日，赵淳生团队研制出我国首台能实际运行的超声电机。之后，他又带领团队相继研发了60多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声电机及其驱动器，在嫦娥三号、嫦娥四号上派上了用场。
1983年，后来成为两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的李德仁到德国进修，在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他经常第一个来到实验室，直到深夜才离开。
李德仁首创了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解决了一个测量学上长久未解决的难题，并提出了“选权迭代法”。他用一项项创新成果，引领我国测绘学科发展，逐渐成长为国内外著名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
成果惠及民生
马玙从事结核病防治工作已经66年了。这位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科主任医师，头发全白，听力有所减退，但依然精神矍铄。每周四上午，她准时出现在结核科诊室。
“最有效的处方是对病人发自内心的负责和关爱。”马玙说。碰到一时拿不出医药费的患者，她就会自己垫上。听诊前，她用手先把听诊器焐热。
马玙闲不下来，几乎每天都要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前沿科研信息。有人问她：“快90岁了，为什么不好好享受生活？”她说：“医无止境，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
2020年6月，北京市新发地市场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尽快查明源头对控制疫情尤为关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深入一线，面对面询问发病日期最早的8名病例。时值夏天，他穿着防护服工作，浑身是汗。
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流行病学分布特征，吴尊友判断：疫情很可能是由污染的进口海产品引起，经过接触传播引发感染后再扩散。这一判断，为我国外防输入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事科研60多年，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沙国河成绩斐然：自行设计、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化学激波管，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化学激光器，在国际上首次实验观察到量子干涉效应……这些年，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科普工作中。
沙国河将创新成果惠及百姓的想法，在培养青少年的好奇心上延续。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小学生科技中心，他设立了全国首家面向青少年的科普院士工作站。每周二和周四上午，他为孩子们做科普实验演示并设计实验，搭建的科普实验装置有几十种。
勇担创新使命
冯益柏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原首席专家。为满足我军轮式武器装备现代化需要，作为总设计师，他带领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新式战车，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世纪初，冯益柏和团队对某型坦克进行了性能拓展和技术攻关，将搭载中国液力传动技术的动力舱应用在坦克上。自主研发的动力舱集模块化和信息化于一体，使中国坦克的军工实力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为了加快科技创新，许多科技工作者像冯益柏一样努力着。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首席专家毛献群，从小就有强军强国梦。某型综合登陆舰研制期间，缺乏有使用价值的资料，技术风险高。作为该舰的副总设计师，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毛献群和同事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最终确定了该舰的初步方案。
国家某型号战舰是我海军研制的具有大规模、远距离、立体投送能力的新型战舰，毛献群作为该舰总设计师，带领团队破解了多项技术难题，始终奋战在研制最前线。
重庆交通大学教授易志坚是力学专家。2008年，发现土壤颗粒间存在万向结合约束现象后，他突发灵感：沙子不是可以通过力学约束改变其离散状态，转变成干时为固体、湿时为流变体的“土壤”吗？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大，改造其中1%，新增的利用土地就十分可观。易志坚暂停手头工作，自筹经费研究。2016年，他到沙漠实地进行“土壤化”试验。2017年3月，易志坚体检时查出患有严重疾病，但他依然坚持去沙漠做实地试验。
在不同的沙漠或沙地，易志坚和团队进行了10多项试验示范研究。“沙漠土壤化”理念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坚持科研初衷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庄文颖70多岁了。1978年，她考取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生，从此一辈子专注于一件事——研究真菌。
据保守估计，目前人类发现和描述的真菌仅有约15万种，还有200多万种真菌有待认识。面对未知的研究领域，没有人知道有没有收获。扎进真菌研究40多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70多岁的庄文颖，背微微有些弯，目前已很少再去野外考察，可她仍然每天出现在实验室，与真菌标本、放大镜、显微镜和她的学生为伴，尝试着拓宽真菌学的认知边界。
福建宁德的渔民，几乎没人不知道刘家富。这位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原站长，用30多年时间，研究大黄鱼，富了当地老百姓。
1985年，刘家富和团队启动大黄鱼人工繁育初试，1990年实现百万尾规模的大黄鱼全人工批量育苗。然而，由于试养的人工繁育大黄鱼生长缓慢，他和团队的研究遇到了瓶颈。
刘家富回忆，1995年，研究迎来转机，科研团队不但解决了大黄鱼生长缓慢的问题，建立了大黄鱼的网箱与池塘养殖的全套技术路线，还指导养殖户试养获得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