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榆林之北，有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漠。2021年秋天，我来到榆林，探访这片闻名已久的沙漠。

　　我少年时看过电影故事片《沙漠追匪记》，片中，那一望无垠的沙漠，几百里见不到一棵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沙漠。这次到榆林，我又知道了，《沙漠追匪记》是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毛乌素沙漠拍摄的。这就是说，我对沙漠的认知是从毛乌素开始的，这真是一种缘分。

　　在榆林市内，经过榆林学院时，我看到美丽的校园中，高大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林立的宿舍楼，掩映在一片绿树中。同行的当地朋友告诉我，榆林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只是一排窑洞，四周还是一片沙漠。

　　到榆林，必登镇北台。我仰望着高大巍峨的城墙，听讲解员做着介绍。讲解员指着城墙三四丈高的地方说，那里就是当年沙漠掩埋到的地方。我惊叹，如果沙线再往上爬一点，镇北台就会被埋掉。讲解员继续说，榆林城因为沙漠的原因，曾经3次迁徙。

　　今天，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曾经的土黄色已经不见了踪影。所以，我再也体会不到千里无绿的那种无助与悲伤。

　　是谁让毛乌素的荒凉不毛成了过去？是谁把毛乌素的黄色染成了碧绿？

　　我要见把毛乌素染成绿色的人，要见让毛乌素沙漠成为过去的人。这些人无疑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在榆林市下辖的神木市锦界镇沟掌村，我见到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标兵、神木市生态保护建设协会会长张应龙。

　　张应龙开车带我去看他的10万亩长柄扁桃园。车辆穿行在林木掩映的水泥路上，松树、柏树、柳树、白杨树散发着浓郁的清新气味。我尽情地享受着清新的空气，都有点儿陶醉了。

　　1995年，32岁的张应龙离开家乡神木，辗转北京、天津等地工作。有一次去德国考察，张应龙参观了当地的防沙造林工程，感到非常震撼。想到家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当即下了决心：把德国先进的防沙造林模式运用到改变家乡的生态环境上去。2003年，张应龙回到神木，先是承包了19万亩沙地，投入100万元，2005年，他变卖家产，再投入390万元，一门心思扑到治沙上。

　　开始治沙时，这里没有路，运砖、运树苗、运沙全靠电动三轮车，条件非常艰苦。有时上百万元修条路，一阵大风过来就被沙子给掩埋了。

　　对此，很多人不理解，家人也很不理解，张应龙却说，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事做成。那些年，张应龙失败过、孤独过、绝望过。他感慨：“其实不是我改变了沙漠，是沙漠教育了我。看到那些树在沙漠里顽强生长、积极生存，我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像一棵树一样，在困境中坚持下去！”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张应龙成立了生态协会，并联系了中科院、中国林科院等科研机构，采用科学方法治沙。

　　张应龙领着我登上一座三层的瞭望台，瞭望台位于他承包的43万亩沙地中间。他给我指看那些林地——哪里是樟子林，哪里是长柄扁桃林，哪里是杂木林。他说，种树植草，关住了沙，保住了水，这还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用沙、让已治理的沙地为人类作贡献，改善人们的生活。现在，生态协会下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土壤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分公司，发展了长柄扁桃食用油、微生物菌种、生物有机肥料、无害养殖畜禽等多个产业。产业发展了，周边的农民也因为有了更多就业机会而富裕起来。

　　在瞭望台上，我朝各个方向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仿佛是在一片绿色的海洋里。

　　张应龙以及像他一样的人们，是染绿沙漠的人。

　　在榆林林业展览馆里，我看到了榆林人民治沙的详细介绍。从1959年开始，一代又一代榆林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都参与了治理毛乌素沙漠。

　　他们中有“七一勋章”获得者石光银。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石光银都没有在沙漠面前低头。1984年，他成立了一家治沙公司，带领村民一起进驻狼窝沙，三战狼窝沙，终于浇灌出一片绿洲。他说：“治沙已经成为我一生唯一要干的事业。只要我一天不死，我就要植一天的树，我的儿孙也要把这件事情继续下去。”

　　他们中有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40多年里，300多名女民兵前赴后继治沙，终于让14425亩荒漠变成了绿洲，800多座沙丘消失，她们营建了30多条防风固沙林带，创造了治沙史上的奇迹。

　　他们中有井背塘村普通农妇殷玉珍，抱着“我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种树是为了活下去”的信念，30多年时间里在沙漠里坚持种树。

　　他们中有毛团村百岁老人郭成旺，带着一家四代植树种草40多年，接力奋斗，让荒沙变成了绿洲。

　　他们中，还有牛玉琴、李守林、杜芳秀、朱序弼、漆建忠等一大批治沙英雄。这些人的事迹，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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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榆林，我日夜都沉浸在这些人的故事里，对他们满怀深深的崇敬。他们是染绿沙漠的人，是我心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