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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到鲁迅对传统文化中优与劣的自觉甄别，认识到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
鲁迅研究传统文化，根本是要为当时、为现实中国的觉醒、进步、革命所用
鲁迅怀着现实关切，将深厚的传统学养与宽阔的现代视野相结合，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怎样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怎样形成融通中外、适应时代、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准确把握的重要时代命题。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鲁迅就是其中的代表。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鲁迅出生成长在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阶段，但他勇敢站到新文化运动最前沿，其战斗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心里。鲁迅以巨大的勇气和强健的笔力发出呐喊，启迪国民心智，提振民族精神。在他那里，桎梏人们精神的封建纲常伦理同灿若星河的中华优秀文化，不能混为一谈。理解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到鲁迅对传统文化中优与劣的自觉甄别，认识到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
深入传统 扬弃传统
青年鲁迅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的民族身份意识日渐觉醒。“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为他终生不曾放弃并且为之奋斗的人生志向。鲁迅曾经向往过慷慨雄辩、振臂一呼的摩罗诗人，但他后来更认可那些真正为民众做实事的人，认可那些默默付出、辛苦劳作、敢于和甘于牺牲自己的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种“中国的脊梁”，在鲁迅笔下，不止一次被塑造出来。这与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教育、与他受到的传统文化的深刻熏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初到北京的鲁迅，除了公务，多是在客居的书斋里抄古碑。有一天，鲁迅的朋友、《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来访，与他进行了一场看似寻常却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话。“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这是钱玄同的发问。“没有什么用。”这是鲁迅的回答。“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一句看似平淡的建议，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序幕，促成了《狂人日记》的诞生。这部作品以其对传统的认识之深入、扬弃之深刻而产生深远影响。
其实，从1904年在日本仙台决定弃医从文，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鲁迅经历了十几年时间才迎来文学爆发期。在这十几年间，他从未停歇过努力，而努力的重点，恰恰是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搜集、整理、校订、印行。从《古籍序跋集》可见，鲁迅在古代典籍编校方面所做的工作，即使专业的学者也恐难比肩。他亲自搜集、整理、校订的古籍中，涉及家乡绍兴的就超过10部。从1913年起，鲁迅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逐字逐句校勘并全文抄录了《嵇康集》，直至1931年才最终完成。欣赏那些端正秀美的字体，感受他对文化先贤的挚爱之情，怎能不让人心生感慨。
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鲁迅一方面做着极其深入的工作，同时又常常表达谦逊态度，颇得中国古代名士的君子之风。他在《嵇康集》方面所做工作非常出色，但在序言中谦逊地说“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小说旧闻钞》是他亲自辑录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流变的珍贵史料，序言里仍然没有评功摆好，以显其能，依然是说“自愧读书不多，疏漏殊甚……”要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这种序言、后记里不刻意拔高自己，而表达学海无涯的自省，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态度。
鲁迅一生中，有过很多未能实现的创作与研究志向，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两例，都与重新书写传统有关。一是写一部关于杨贵妃的长篇小说，二是“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各一部”。鲁迅虽没有写出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是从他的《故事新编》中处处可见其对古人、古风、典籍掌故的熟稔与运用自如。鲁迅也没有写出设想中的文学史巨著，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和简明的《汉文学史纲要》足见其深厚学养。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在小说创作的高峰期、杂文创作的集中期完成的；而他在《汉文学史纲要》里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早已是学界认可、读者熟知的论断。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故事新编》中，无论是《补天》塑造的女娲、《奔月》描写的后羿，还是《理水》里的大禹、《非攻》里的墨子，无论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人物，都以其独特面貌呈现在现代读者面前。可以说，把民间传说中、历史记载中的人物，置于现代价值洗礼之下，并将其塑造成为一个个文学人物，这体现的正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呐喊》《彷徨》里的很多作品，将现代思想与中国式风格进行有机融合。《孔乙己》《风波》《祝福》中白描手法的运用，以其简约沉静，呈现典型的中国风格；而场景的把控力，在“无事”中活画出充足的戏剧性，又可见其在现代文学艺术上的纯熟。
鲁迅研究传统文化，根本是要为当时、为现实中国的觉醒、进步、革命所用。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鲁迅对他尊崇有加。但在评价章太炎一生功业时，鲁迅认为：“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同时也指出：“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这种评价背后可看出鲁迅对待传统以及学术的态度。
这也同样让人想到鲁迅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拿来主义”的要义仍然是“为我所用”。鲁迅的翻译作品在体量上差不多等同于他的文学创作。批评家冯雪峰认为：“鲁迅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和为着革新的目的去吸收外国文学的广泛的和深远的影响的。”今天，鲁迅这种在广阔的视野之下，执着地深入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从呼应中国现实需求出发，积极吸收有益外来文化的清醒和自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历来的研究中，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都十分受人关注。冯雪峰曾经在《回忆鲁迅》里指出：“鲁迅好像吃奶一样吸取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他看过的古书是很多的，有的我们连书名都不知道。”哲学家任继愈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糟粕和精华的区别，鲁迅有极深刻的认识。中国古代许多伟大思想家经常在鲁迅的笔下出现，并通过他的批判取舍，把精华部分介绍给读者，也把糟粕部分给予揭露。”文学史家王瑶也曾谈道：“鲁迅从来就很注重于向古典文学汲取有用的东西。”
鲁迅自幼年起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浸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坚持清醒的选择，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鲁迅怀着现实关切，将深厚的传统学养与宽阔的现代视野相结合，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这不但是鲁迅研究需要继续深入下去的课题，也是对当代作家提出的深刻命题。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