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育龄，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七一勋章”获得者。做白求恩式好大夫，是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
把个人理想与党的事业紧密相连
辛育龄的从医之路，与白求恩有着不解之缘。他在战火中淬炼砥砺，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专家。
1921年2月，辛育龄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8年5月，辛育龄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冀中卫生部后方医院的卫生员。1939年，他被派往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
由于遭遇敌人残酷“扫荡”和严密封锁，转移到白洋淀的医疗队仅有的食物藕和鱼虾，因缺盐而难以下咽。因担心白求恩的身体健康，经请示党支部书记，辛育龄拿出药箱里的一点精盐给白求恩。不料，白求恩大发雷霆，严肃批评他违反纪律。辛育龄深受震动：白求恩把伤员的生命和健康，看得远比自己重要！
“前进一步，就能多救一批伤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总是坚持为伤员做完手术再撤退。辛育龄说，虽然跟随白求恩只有短短几个月，但白求恩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1939年7月，辛育龄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2年，辛育龄任冀中制药厂厂长。当时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部队里流行疟疾和疥疮，他带领职工和老乡上山采药，提取有效成分制成药片方便战士服用，他还研制了治疗疥疮的皮肤擦剂软膏，为提升部队战斗力作出贡献。
1942年，辛育龄由冀中军区选拔派往延安，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医务科科长。1948年任中国医科大学（原盛京医科大学）第三分校附属医院院长。1950年调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保健防疫处处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组织医疗队赴中朝边境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救治了大量伤员。
与党同龄，与党同心，与党同行。辛育龄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始终以白求恩精神为座右铭，核心就是两个字——奉献。”
勇攀医学高峰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艰难起步，胸外科几乎一片空白。
1956年，辛育龄从苏联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后改名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工作，组建胸外科。
从1958年到1980年，他牵头举办培训班，为全国培养出10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他还经常亲赴各地帮助胸外科医师做手术，指导40多所医院建立了胸外科。1954年到2004年间，他共完成胸外科手术1.5万多例。
有人说，开胸手术创伤太大，不适宜做针刺麻醉。为了探明效果，辛育龄在针麻状态下实施自己的急性阑尾炎手术。
当时，做肺切除手术需要扎16针，由4名大夫在术中不停地捻动。“这么复杂的操作，如何能够推广？”辛育龄以身试“针”，运用优选法对每个穴位进行痛阈测试，终于在前臂外侧找到了镇痛效果最好的穴位。
1970年，辛育龄主刀实施了首例运用一根针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轰动了医学界。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团来京，特别要求参观针刺麻醉手术。在一台右肺上叶切除术中，辛育龄仅用了72分钟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而且病人全程神志清醒、平静自如。
辛育龄先后做了1400多例针麻肺切除手术，成功率高达98%。针麻手术推动了我国针灸镇痛原理的研究工作，为中国针灸疗法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70年代，全球肺移植手术刚刚起步。1979年，辛育龄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两例人体肺移植手术。
“当时，全世界也只做了42例。”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原主任刘德若说，辛老没参加过任何这方面的进修学习，完全是靠自己实验研究取得成果。如今，中日友好医院每年肺移植超过100例。刘德若说：“这与辛老奠定的基础分不开，凸显了他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只要人民需要，再险峻的高峰也要攀登。辛育龄在多个方面取得“从0到1”的突破，为我国胸外科事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人生价值是奉献
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马千里珍藏着一件辛育龄留言的手术服。马千里说：“那是2012年底，我正好路过辛老办公室，看到挺晚了他还在工作，心头一热就上前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他签名寄语。”辛育龄欣然答应，认认真真写下一行字：“做白求恩式好大夫”。
辛育龄经常说：“病人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要不然怎么会让我们把他的胸腔打开呢，这是何等的信任啊！”他给病人开胸后总会把手套洗一下，要让手很滑，在触摸病人的肺时，动作极其轻柔。他说，虽然病人在全麻状态，但医生要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如今，他的团队一直保持着这个好传统。
辛育龄80多岁还坚持每周出门诊，并参加科室查房。遇到经济困难的病人，他总是想方设法为病人减少开支，甚至还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病人。遇到危重病人，辛育龄常常在手术室坚守七八个小时，术后彻夜不眠，亲自守护病人。辛育龄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好医生，做一棵无影灯下的‘不老松’。”直到89岁，他因无法站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临床。
“救死扶伤平生愿，人生价值是奉献。”如今，虽然辛育龄已身卧病榻，但他的精神薪火相传，依然照耀着医务工作者的前进道路。
